现代化和城市化应该是同步推进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现代化国家，能够不迈过城市化的门槛；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绕过城市化，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而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大亏的。远的先不必说，光是新中国成立后，就走过不少弯路。不仅用户籍制度“卡脖子”，人为地制造城乡分割。“三年困难”时期，还搞职工下放；“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原指望通过这种方式，用农业来补贴工业，能赶英超美，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可历史开了大玩笑，不仅没赶上人家，反而被拉得更远了。贻误了工业，耽搁了农业，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
直到现在，中国仍然是个城市短缺的国家，城市化比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30％，不仅落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即使和我们自己的工业化水平相比，也落后20个百分点。这是个畸形的结构，好比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必然一跛一拐，气喘吁吁。现在我们不是已经感受到了吗？人均收入不过区区700美元，就遇上了生产过剩。
究其原因，城乡结构失衡难辞其咎。控制城市的发展，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聚集，无形中扼杀了许多商业机会，自然会造成对投资的压抑；短腿的城市化水平，吸纳不了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农民分享不到工业化的好处，又提高不了种地的效益，收入增长慢，消费自然上不去。投资乏力，消费不旺，哪有不过剩的道理。所以，与其说是农业落后，拖了工业的后腿，不如说城市化滞后，影响了农业，连累了工业。
乡镇企业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短短二十多年间，就创造了1／3的GDP，安置下1亿多劳动力，可谓异军突起，成就辉煌。我们从中受到鼓舞，曾一度认为，离开城市，在农村照样可以实现工业化。现在来看，这条路恐怕还是走不通。实践证明，没有城市作依托，乡镇企业要登上新台阶，实在是困难多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人文环境、员工素质都跟不上，别说升级换代，就是维持生存，都不大容易了。所以，一些企业做大之后，都琢磨着往城里迁。像杉杉、雅戈尔，原本是浙江的牌子，现在都搬到上海去了。
现在大家都抱怨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农产品的商品化比率只有30％，担心这种状况没法迎接WTO。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三个农民，养活一个城里人，商品化比率能高到哪里去？即使农民愿意卖，有多少人愿意买？要是反过来，让一个农民养活三个城里人，情况肯定会大不一样。一来吃商品粮的人多了，二来农民的数量少了，土地就可以相对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自然会提高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就是市场化，激活一个点，能辐射一大片。就像电话局，虽然只是通讯网上的一个结点，但却能覆盖千家万户。要不是通过它，我们能如此方便地与外界沟通吗？
2000年奥运会落下帷幕不久，不知东道主是否又大赚一笔。当各路健儿云集悉尼，全世界的目光都定格在悉尼时，人们都知道，其中蕴含着无限的商机。这就是聚集的魅力。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它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诱人。城市化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西方国家就是沿着它的轨迹兴起的，中国要融入世界，创造新的富足和繁荣，只有走这条绕不开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