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同样适用。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历史研究，一方面要求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是经过认真辨析、严格考证的；另一方面要求将依据可靠史料得出的研究结论放回当时的社会实践，在历史情境中加以考量。这种实事求是的方法，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路径。
在当前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大多依据可信史料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但也有人对历史还存在着“戏说”、“自说”等倾向。所谓“戏说”，就是不顾史料的真伪，把历史演义化、戏剧化，肆意篡改甚至编造“历史”。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这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历史研究不是文学创作，把“戏说”引入历史研究领域，贻害无穷。所谓“自说”，就是按照自己的主观理解和需要，打着“一家之言”的旗号，随意解释史料。初看起来感觉能说得通，但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一家之言”都是自以为是的曲解，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
对于“戏说”、“自说”的危害性，人们是有所警觉的。但有一种倾向却未必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这就是从史料里寻章摘句，所选用的史料虽说是真实可信的，但研究者对史料的解释和理解、对历史的评价却没有结合历史实际，更没有把结论放回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加以检验，而是从文本到文本进行纯理论的逻辑推演，所得出的结论看似言之有据、确凿无疑，却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对于这种研究倾向，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加以剖析。
1898年9月，康有为上了一道《请易服改元折》，请求废除长袍马褂，与欧美同俗。因为长袍马褂等服装是清朝统治的象征，被视为不可动摇的“祖制”，因而有些研究者对康有为此举评价很高，认为“易服”建议是“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公开对辫、服政治禁区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和突破”；“变衣冠作为学习现代文明、革除社会陋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这样的评价，初看颇有道理，但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具体考察，情况又未必真是这样。当时，戊戌变法已进入关键时刻，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呈白热化状态，变法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就在这个生死关头，康有为贸然抛出“易服”主张，让人们脱掉穿了200多年的长袍马褂，换成洋装，且不说从审美角度上看当时的人们能否接受，就从更换服装的费用上说，很多家庭也难以负担。因此，这一主张一经提出，就遭到抵制，许多老百姓都不赞成，维新派的威望因而降低。当时，同情维新变法的封疆大吏刘坤一明确批评说：“新法如改练洋操、添设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至欲变更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拂人情。”
为什么康有为的“易服”主张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是因为，服饰习俗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移风易俗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生活习俗，从理论上说是应该改变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但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逐渐改变。在特定情况下，一下子要求改变过来，就难以实现。因此，深入到历史情境中分析康有为的《请易服改元折》，可以认为这一主张是有悖民意的，不利于维新运动的开展。对这一主张给予过高评价，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