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价值分化、利益多元和信息冲击，使得社会关系比以往时期更加复杂，不断在探索、实践和反映人民需求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势在必行。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过“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农村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是国家和谐稳定的根基，但当前农村面临劳动力大量流动，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等问题日益严峻，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构乡村社会生态，建立新型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农村空心化，社会自我管理弱化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常住人口不断减少，同时随着农村路网不断完善和村庄规划的滞后，群众普遍性沿公路线建房居住，这打破了传统上以家族、习惯、地理等因素自然聚集、集中居住形成的以村落、村庄为单元的团状居住形态，形成了碎片式的以带状、点状为主的农村居住形态。农村社会的空心化打破了传统农村以道德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演变为陌生加强、互信减少的半熟人社会，这大大削弱了农村社会自我调节和管理能力，同时影响了村民大会、党员大会等基层民主形式的正常举行，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决策和管理程度不断弱化，“村民不治村”的现象日益普遍。   
　　（二）基层组织失灵，群众工作难度加大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收入减少，财政困难，在道路、水利等基层设施和产业发展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时由于薪酬得不到保障，干部缺乏工作积极性，基层组织推动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大大消弱，这与群众谋求快速发展的愿望相违背，基层组织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减弱。另一方面由于基层组织职能变化，干部不再下村“催粮派款”，这种被动与群众打交道的机会少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断了，干群隔阂不断增加，加上部分干部服务意识缺乏，服务手段不熟悉，习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导致干群冲突增加、关系紧张。基层组织的弱化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减少，使得农村社会管理的难度不断加大。
　　（三）思想日益多元，社会价值碎片化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人员的频繁流动，电视、手机、网络等信息媒介的迅速普及，打破了农村原有的封闭社会，改变了农村社会的形态和结构，个人权利、经济利益和民主自由等新理念对农村固有的道德价值观产生冲击，同时由于文化素质不高，部分农民价值观产生偏差，有个人无集体，讲权利不讲义务，甚至违反道德和法律，乡村价值体系呈现碎片化的状态，整合难度加大。这些问题给基层工作带来困难，在政策宣传上干部苦口婆心，群众就是不买账，难以形成共识，政策难以推动，同时群众集体意识缺乏，“等靠要”思想严重，对集体事务缺乏参与，这些都增加了基层工作的难度，对基层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
　　（四）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矛盾凸显
　　随着经济发展，农村现代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变革加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也逐渐增多。具体体现在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增值和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协调，导致在集体土地征收、分配、流转方面的矛盾日益增多；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配套，在低保、五保、危房改造等保障政策分配方面矛盾不断；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显现，乡镇机构改革分流人员、退伍军人、民师等特殊利益群体诉求不断加强与现行体制的矛盾加剧；群众民主参与意识与村级民主机制不完善的矛盾，导致村委换届、财务公开和一事一议成为新的矛盾爆发点。这些矛盾因为背后牵扯经济利益和信访制度缺陷造成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实，变的越加尖锐、不可调和，影响社会和谐。
　　（五） 不稳定因素增加，社会治安问题恶化
　　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出，使得农村多为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等弱势群体，加上乡镇机构改革、撤乡并镇、村级组织弱化等因素导致基层治安力量不足，农村侵犯财产权和刑事犯罪不断增加；由于群众精神空虚导致农村“黄赌毒”现象不断蔓延，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同时宗教势力不断壮大，部分邪教组织披着宗教外衣，蛊惑人心，伺机敛财，有的甚至煽动信徒与党和政府对抗；部分留守青少年因为缺乏家庭教育，叛逆心强，自治能力差，参与盗窃、抢劫和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形成新的犯罪群体；家族和黑恶势力更是掌控村委会选举，在村级事务中获取私利，损害集体利益，严重影响基层民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二、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根本原因
　　发展必然伴随着矛盾，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也已不同程度地凸显，具体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群体事件多发等，其根本原因是只强调发展的经济内涵，而忽略了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长期片面追求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社会建设投入，民生问题欠账较多，不考虑生态环境成本，社会诚信、法治建设滞后，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等等，这些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时开始凸显和爆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滞后是直接原因
　　计划经济时代，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的管理是全方位的，行政管理色彩较浓。但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确立和农村税费改革，基层组织管理职能减少，服务职能不断增加，但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未得到及时调整。一是观念落后。基础干部仍然存在思维惯性，强调管理干预，缺乏服务意识，往往是“不该管的放不下，该服务的没跟上”，经常将政府与群众置于对立的局面，群众抵触情绪大，导致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基层大打折扣。二是方法落后。对于农村社会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仍是靠老方法、现路子，对群众的需求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掌握，没有及时根据形势变化对工作职能和服务职责进行调整和创新，致使服务途径和方式明显滞后于群众的客观需要，群众提出的新问题往往得不到迅速有效的解决，服务质量提升不了，导致群众满意度下降。三是体制不健全。村级组织面临职能转变，但相应的制度还未建立，导致基层组织在自身运行和服务群众上出现问题。基层组织自身管理制度缺乏，工作开展全靠干部热情，基层组织“空转”现象严重。同时由于缺乏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基层组织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教育群众等方面长期缺位，组织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服务能力“弱化”、服务保障“软化”， 直接影响基层组织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三、在乡村振兴中加强社会治理创新
　　（一）突出发展主题，激发农村社会活力
　　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用发展带动干群热情，凝聚干群力量，激发农村社会活力，不断提升农村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要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不断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土地流转，提高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集体资源确权，盘活农村资本，积极培育主导产业，拉升农村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劳务服务机构，通过信息提供、技术培训等，引导农村闲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出；抢抓新型城镇化机遇，推进以乡镇和中心社区为重点的小城镇建设，围绕义务教育、基层医疗和休闲农业大力发展以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乡村服务业，不断提高城镇、社区服务功能和就业保障水平，吸纳农民集中聚集，实现农民就地市民化。
　　（二）提升组织功能，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管理格局
　　结合农村实际积极构建“党组织主导，自治组织主体，社会组织补充”的新型农村社会管理格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灵活地根据形势调整党的组织机构设置，与时俱进，吸收新鲜血液，加强党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大兴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之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服务群众、促进发展和促进和谐中的主导作用；完善以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为主体的群众自治组织，切实加强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设施建设，完善议事协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和民主公开制度，充分调动农民群众自我管理的积极性；积极培育、完善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不断提高群众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支持红白理事会、治安联防协会等社会事务自治组织发展，保障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有效运转，引导宗亲会、宗教团体在教化民心，传递社会正能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注重民生，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要始终围绕养老、就医、住房、教育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环节，建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对农村低保户、五保户的帮扶力度，探索建立居家养老、集中供养等农村养老新模式，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加强乡村诊所硬件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提高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问题；不断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积极推进素质教育，高度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关心留守儿童教育，努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农村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危房改造，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保障贫困人口住房需求；充分发挥公益组织对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加强社会公益组织建设，在政策支持、信息平台方面给予支持，积极培养壮大志愿者队伍，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出良好的社会公益氛围。
　　（四）创新机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建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疏导为主的工作理念，把高度关注民生、主动服务群众，积极化解矛盾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创新为民服务机制，完善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推行村级事务代办制，加强党务政务村务公开，落实“四议两公开”工作方法，保证群众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增进干群互信，减少矛盾隔阂;切实改进信访工作方式、方法，变被动参于为主动介入，变事后处置为源头预防，变强调管理为强化服务，变单打独斗为齐抓共管，最大程度较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强化信访制度建设，建立领导接访下访、矛盾排查化解、重大信访案件会商等制度，涵盖信访案件的受理、化解及稳控各个环节，各项制度环环相扣、衔接有效，保证了信访工作的流程化、制度化运行。
　　（五）多措并举，构建农村核心价值体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总体要求，依托远程教育、农村书屋和基层党校等载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文明创建和农民培训活动，培养有文化、有素养、有技能的新型农民；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通过引导、扶持和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建设充满活力的农村社会；加强公民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公民诚信档案，推行信用积分制度。注重积分运用，加强挂钩衔接，扩大使用范围，对积分高、信用好的群众政府给荣誉、给奖励，在教育、医疗、补助、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并优先推荐为村两委成员和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调动群众积极性，增进群众道德自觉，促进群众思想道德素质整体提升。
　　（六）综合治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构建乡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治理主体，提高司法所、派出所及村警务室覆盖面，村级组织要成立综治部门，建立治安巡防队，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村级组织主要职责。积极发动群众，健全自治组织，建立和完善村规民约，实现群防群治；创新工作机制，以社区警务为载体，实行网格化管理，努力构筑社区群防控制体系，以人口数量、村情民情为标准，将农村社会划分为若干网格，把民警、治安联防员、调解员和农村党员等治安资源全部纳入网格，重点做好矛盾排查化解、居民权益保障、流动人口管理和青少年犯罪预防教育等工作，实现基层干部联系群众全覆盖、服务群众经常化，最大程度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加强平安创建，重点打击各类危害农村经济发展、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加强对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的服务和管理工作，提高其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要强化家庭和社会责任，落实义务教育，强化帮教、救助措施。强农村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培养和增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活动和其他社会管理的能力，引导农民通过法律途径和正当渠道与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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