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但并非所有城市化动力都来自于工业化，军事、政治的需要和交通、教育、文化、休闲旅游等服务业发展都可能催生城市，推动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化又为工业企业经营提供外部支持，成为工业化的依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业生产剩余较少，成为城市化进程的硬约束。当时虽有农村支援城市、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等国家政策，但城市化概念却长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城市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上山下乡，反修防修”、“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反城市化口号和政策风靡一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城市化的硬约束已不存在，但城市化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并没有得到即时调整。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和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就地城市化、小城镇大战略、限制大城市等等先后进入红头文件，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政策阻碍。2003年我国非农产业比重已达87％，非农业就业率已达52％，城市化率仅为40％（其中有10个百分点左右被视为半城市化），却被权威人士判断为“城市化过快”、“城市化冒进”，甚至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公共服务短缺等城市化严重滞后也被视为城市化超前的表现。近年来，防治城市病，提高城市环境保护决策权重，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家庭，保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等等，虽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要求，但过度夸大城市病，过份渲染农村社会问题，由此延伸为对城市化的否定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无异于因噎废食。同样，农业生产劳动的老人化、妇女化，直接原因是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经商，但却是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和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城市化有利有弊。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城市具有更高的根本配置效率。城市不仅是产业中心、人居中心，而且是知识创新中心、财富创造中心和交易的节点。污染、拥挤、占地、公共安全风险、高地价、高房价等城市病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得城市效益必须支付的成本。实现城市化收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是人们的始终追求。另一方面，城市的污染又为污染治理的集中化、规模化和三废的资源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城市的拥挤为完善和发展交通体系提供了市场需求。享受同等生活水平，在城市消费比在农村更节约。
　　新型城市化是对传统城市化弊端的矫正，但新型城市化改变的是城市化的某些路径和具体方式，城市和城市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城市的本质是以空间换时间，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高度大规模聚集，造成资源能源的集中消耗和三废排放，三废排放超过自然净化能力即造成污染。城市聚集的产业、人口越多，空间资源越稀缺，拥挤程度越高。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高度大规模聚集又使社会深度分工协作和高度的专业化成为可能，进而推动更快地技术进步和经营组织创新，城市因而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出来，城市创新、创业等的发展空间更广阔。
　　在一般情况下，城市效益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提高。城市规模的上限因城市的具体时空条件而异。当一个城市扩张的边际效益存在时，其扩张步伐就不会停止。人们可以改变的只能是城市扩张的方位和速度。对进城农民就业的过度担忧与对农民赋闲在家熟视无睹正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思维。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一种理想目标，用于指导一个时期的城市化战略没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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