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能革命”不能仅仅依靠“惩治庸官”
一个著名的捷克作家在他的小说里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响词”，凡是那些喊起来很响亮、有号召力、政治上又绝对正确的短语，都可以纳入这个“响词”的词典里，比方说，最近我们经常听到的“效能革命”，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效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它对应的另一个响词是“惩治庸官”。不难理解，如果各级机关里充斥着庸官和庸才，自然就会导致政令不畅、办事拖拉，老百姓当然就会感到不满意，因此，呼吁“效能革命”和“惩治庸官”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
说到政府效能低下的问题，有一个现成的事例，xx省省长xxx在近日开会时发了火，原因是一份“表扬六名援藏干部的文件”在机关里旅行了两年半的时间，才递到了他的手里。说实话，如果这个事例不是出自省长之口、最后又由xx省委机关报刊登出来，人们是不敢置信的，因为它比较夸张，带有明显的“段子”色彩。然而，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恰恰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并且很难把它归结为偶然和极端的个案，它反映出我们政府里的确存在着一种正如卫省长所说的“机关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结是眼中只有自我利益和本位利益，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全局，最终导致推诿拖拉、敷衍塞责、执行不力、效能低下。在这种缺乏责任感的“病人”的手里，一份公文旅行两年，也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推行“效能革命”以来，各地频频告捷，比如，浙江省在10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惩治了2390名庸官，仅仅xx市就有400多名庸官栽了跟斗，广东省也在一年时间里处理了6000名庸官，这些数字无疑是相当惊人的！按道理讲，设置了禁区和高压线，又惩治了这么多的庸官，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应该大幅度提高了吧？政风也应该焕然一新了吧？然而，事情未必就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