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已采取果断的措施，遏制和减缓病毒的传播，降低疫情对人民身体健康和经济的不利影响。通过各种措施，帮助企业维持现金流、促进就业和保障个人生活。在本文中，将财税政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分为爆发阶段的应对、稳定阶段的应对和恢复阶段的应对。因为爆发阶段的突然性和紧急性，本文用较大篇幅阐述所采取的措施、政策分析和结论；稳定阶段持续时间稍长，但紧急性不强，文中只提出注意爆发阶段所采取的阻断举措所带来的挑战，和相应税收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对于恢复阶段，主要是提出相关的财税建议，为疫后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恢复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财税；政策；应对；建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它不仅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而且也对国民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面对疫情来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振经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刺激经济的“增支减税”财税政策，同时放宽对财政赤字的限制。各国运用的财税政策主要是增加对医疗卫生部门的拨款、补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或个人和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帮助企业与个人渡过难关，推动复工复产。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并不属于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波动，这种内生性的、扰动性的冲击在在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导致了一场健康危机和经济活动的下降。各国政府采取的首要举措就是阻断病毒传播，以减少新冠肺炎的发病率，减轻对医疗卫生系统的压力。这些举措在减缓和降低感染率的同时，导致了供需双方的冲击，对经济产生广泛而突发的影响。这些措施使生产出现停滞，冲击供给侧方面，外出和聚会活动的取消，减少了商业和家庭需求。通过对经合组织的相关数据测算，在经济影响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粗略统计，阻断病毒传播的措施将导致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初步下降约25%，而消费需求下降约三分之一，这样的措施每延续一个月，可能会有2%的年度GDP损失。在疫情的冲击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同样巨大，多项指标降幅明显。2020年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1.9%；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0.4%，其中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25.87%。这表明，供给侧出现倒退，需求因春节而增加，需求大于供给，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尤其以食品价格最为明显。消费价格上涨，但消费需求并未提升，截止2020年2月29日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5%，其中商品零售同比增长-17.6%，餐饮收入同比增长-43.1%。
　　二、财税政策的目标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财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安排，这就要求尽快加大对医疗卫生系统的支持，增强救治能力和提供防护物资，并加快疫苗的研发。其次是减少阻断措施对家庭和企业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确保经济处于停滞但不至于崩溃的状态，同时，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第三个目标是支持复工复产，经济尽可能迅速复苏。最后一个目标是增强医疗卫生系统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具备更多的快速反应机制。
　　三、新冠肺炎疫情不同阶段的财税政策概述
　　疫情爆发阶段。面临新型冠状肺炎企业的爆发，国家采取首要举措是制止疫情的爆发。其次是延缓举措，其目标是减缓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阻断疫情的举措往往包含对社会和经济活动施加强有力的限制，包括限制人员活动范围、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和封锁某些区域。这一阶段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最大，需要根据实际需要调整相关措施的实施时间，总体来说持续时间较短，在该阶段的财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以向医疗和防控领域的加大资金投入，做好阻断举措的资金保障，使疫情高发区域的医疗能力迅速提升，满足当地医疗需求。以中国为例，面对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快速增加，面对异常严峻的防控形势。中国政府采取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一招，坚决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全国集中资源和力量驰援湖北省和武汉市。各地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一级响应。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全国疫情防控正式展开，至3月中旬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对疫情爆发的快速反应，采取果断举措阻断疫情蔓延，经济活动出现较大范围的停滞（疫情爆发阶段），财税政策的重点是流动性和收入支持，和持续努力减少阻断举措给经济社会活动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财政政策将在企业和家庭的最低保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税收政策将作为医疗、疾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各个国家大多已采取有力行动，缓解阻断疫情举措所造成的困难，通过财税政策来维持企业流动性和支持家庭收入。
　　疫情稳定阶段。疫情的蔓延得到有效控制，阻断举措逐步放松，视疫情情况也可能收紧，经济逐步转向复苏（疫情稳定阶段）。因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重目标的要求，各国要采取更为广泛的财税政策，重点是维持企业流动性和增强企业复工复产能力。在商业活动中，各个企业适应风险的能力不同，部分企业有可能因为经营活动停滞，即使获得财税政策所提供的流动性支持，企业的偿债压力仍然越来越大。这个阶段的税收政策可以是延期纳税、延缓社保缴费（相当于无息贷款）或者降低税率、免缴部分税费。
　　疫后恢复阶段。疫情结束后，经济全面恢复，为了刺激家庭消费和商业投资，政府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进一步减税的税收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疫后恢复阶段）。疫情的前两个阶段，政府对企业和家庭的补助举措已对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一旦经济服务，各国可能要考虑如何增加收入，但税负的增加又会阻碍经济的复苏。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是经济的增长，首要是实现经济增长，之后再是长期财政的可持续性，在恢复财政收支平衡中为卫生领域提供更多的资金，这需要考验政府整体的财税政策，谨慎地决定时间安排和执行力度。
　　四、疫情爆发阶段的财税政策及分析
　　（一）疫情爆发阶段的财税政策
　　1.支持企业的措施
　　各国通过采取税收和非税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向企业提供现金流支持。非税措施方面，各国政府常采取为中小企业提供银行贷款担保、小额无息贷款、现金补助和允许中小企业延迟支付非工资业务成本（如租金或利息）等措施。美国3月27日通过了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的金融刺激计划，该计划中员工人数少于500人的公司将会有资格获得最多1000万美元的小企业贷款，以使他们能够继续向员工付款。此外，维持员工薪资的小型企业将有资格获得抵押贷款利息、租金等费用上的补贴。澳大利亚政府也将向7000家小型企业发放2000—25000澳元的现金补助，为每个小企业雇佣的新员工提供每人每季度最高7000澳元的补贴。新加坡推出1.12亿元的航空部门援助计划以帮助其支付工作成本以及保护就业，并规定港口费减半征收。疫情发生之后，企业的营业收入下降，对其研发活动造成影响。为维持并强化产业研发技术能量，中国台湾对受疫情影响从事研发的企业给予补助。在申请该项补助的条件中，有一条与企业的营业收入挂钩：自2020年1月1日起任何连续2个月企业的平均营业额较2019年12月（含）前6个月或前1年同期平均营业额减少达15%。补助的标准是：第一，补助经费的上限为2000万元。第二，补助比例原则上为计划核定总经费的49%。第三，补助科目包括创新或研究发展人员的人事费、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费、创新或研究发展设备的使用及维护费、无形资产之引进、委托研究费、差旅费。税收措施方面，各国政府常采取延期申报及缴纳、延长损失结转、减免部分税费和加速退税等措施。延期申报及缴纳，奥地利规定，受疫情影响的纳税人，可选择延期或分期缴纳税款；意大利规定，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在截止日前可选择一次性缴纳，也可选择分期缴纳（最多可分5期缴纳）；英国皇家税务和海关总署为陷入财政困境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设立了“适时支付”（TTP）服务，协助纳税人延期缴税，在疫情期间为纳税人提供税务建议与服务，设立热线电话供纳税人咨询；中国规定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小型微利企业在2020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预缴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企业所得税，延迟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个人所得税，延迟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四分之三的经合组织(OECD)和20国集团(G20)国家已推迟纳税。这些措施一般适用于需要经常(每月或每季度)付款的税款。延长损失结转，对于疫情期间企业遭受的损失，部分国家允许延长2020年度损失结转期限，或者向前结转。中国允许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将2020年度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新加坡允许企业本年度资本免税额及贸易亏损向前结转三年，上限为100000新元；捷克共和国允许亏损向前结转两年。美国CARES法案允许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产生的净营业亏损向以前五个纳税年度结转，并且至2020年前，暂停对于净营业亏损抵扣额不得超过应纳税所得额80％的限制。荷兰、挪威、波兰等国也出台了类似政策，但规定了最高可弥补的亏损限额。减免部分税费，土耳其计划在三个月内将国内空运增值税率从18％降至1％，住宿税生效期推迟7个月。越南削减餐饮、旅游及运输公司的增值税。中国对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快递收派服务以及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纳税人，自2020年1月1日起免征增值税及附加税。也有普适性的减免，如挪威在3月20日至10月31日期间将较低档的增值税税率从12％降低至8％；塞浦路斯计划暂时将标准增值税率由19％降至17％，低档税率在3个半月内从9％降至7％。此外还有牙买加、肯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国降低了增值税税率。意大利在6月30日前，对被迫关闭的体育馆、剧院等企业暂停征收预提税和社会保障税，并对企业的卫生支出费用（如日常清洁服务、口罩支出等）提供50％的税收抵免，税收抵免额每年价值高达20000欧元。印尼降低了19个行业的制造企业的企业税。印度尼西亚对19个特定行业企业减免公司所得税的30％。泰国从2020年4月起6个月内，将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从3％降至1.5％。印度尼西亚将酒店和餐馆的地方税取消10％。乌克兰将颁布法律，免除纳税人的土地和房产税。
　　2.家庭支助措施
　　各国对家庭支助的形式大多是增加对受影响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补贴。美国2万亿美元《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为单身纳税人提供1200美元补助，或向已婚联合纳税人提供2400美元现金补助，每位合格纳税人子女额外发放现金500美元，现金补贴金额将依据纳税人2019年纳税申报表决定。加拿大为因COVID-19爆发而失去收入的工人每月提供2000加元补助，补助期限最多四个月。南非为收入低于6500南非兰特的私营部门雇员，提供为期4个月、每月最高500南非兰特的税收补贴。新加坡推出“关怀与援助计划”，总额为16亿新元，用于补助居民疫情期间的家庭支出，补助对象分别是：（1）2020年所有年龄在21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将获得300、200或100新元的一次性现金支付，具体数额依收入水平而定。（2）有子女（年龄不超过20岁）的家庭可获得100新元的额外父母现金支付。（3）每个年龄在5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还可获得100元的卡片充值。
　　3.支持卫生防疫部门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
　　对卫生防疫部门的支持主要通过海关进口医疗物资税收减免、政府援助和鼓励捐赠的措施。海关进口医疗物资税收减免。世界各国的一项共同措施是暂时取消对药品和卫生设备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免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所需商品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决定》，批准成员国和英国提出的暂时免征疫情防控物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请求，决定自2020年1月1日—7月31日期间，对疫情防控物品，包括口罩和防护设备、测试套件、呼吸机和其他医疗设备等，暂时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决定，对部分从中国进口的口罩、医用手套、听诊器、血压计袖带、洗手液等医药品免征关税。乌克兰决定，在2020年3月1日—2020年4月30日期间，对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医疗用品，暂免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柬埔寨对用于疫情防控的列名商品免征进口关税、国内税和其他收费。中国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适度扩大《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的免税进口范围，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这些豁免通常还伴随着简化和加快通关程序的措施。政府援助。政府援助主要是对卫生系统的资金支持。美国法案将为医院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的援助，比共和党最初提出的150亿美元有所增加。法案还将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共交通机构，食品券，儿童营养和其他与保健有关的方案提供额外的资金。西班牙卫生部19日宣布继续为全国医护系统提供人力和资源，卫生部已经增派五万名专业人员加入全国各个地区的医护团队，并向各地区政府拨款2.1亿欧元应对紧急情况，同时将简化检测流程，在未来几天实行快速检测。马来西亚向医务人员和移民工作人员提供特别津贴。摩尔多瓦向在COVID-19检测中呈阳性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一次性补贴。英国免费诊疗新冠肺炎患者，包括外国人和非法移民，并且承诺就医时不查签证。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捐赠。一些国家为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捐赠，提高了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或允许其直接抵减应纳税额。美国规定，企业为应对COVID-19疫情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从调整后总收入的10%提高至25%；个人不超过300美元的捐赠可以直接税前扣除。意大利规定，企业向政府部门、基金会捐款捐物用于疫情防控的，其捐赠金额可抵免企业所得税；个人捐款捐物用于疫情防控的，其捐赠金额在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但扣除限额不得超过3万欧元。澳大利亚规定，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的捐赠款项，可抵减应纳税额。中国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企业和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二）疫情爆发阶段的财税政策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阶段，各国都把财税政策重点放在对危机的应急反应上。各国采取的措施侧重于减轻危机对企业和家庭的直接影响，并保持经济能力。各国的财政一揽子计划有着非常相似的目标：它们旨在缓冲家庭和企业免受遏制新冠肺炎疫情举措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并确保家庭和企业能够在渡过医疗危机最严重时期后，尽快恢复经济活动。对于企业来说，财税政策的重点是提供流动性以维持其存续。对个人而言，是对受严重影响的家庭提供直接支助。一些国家还采取措施，加强医疗防疫部门的的运作和筹资。这些财政政策的出台都给予这样的假设，疫情将在较短时间内得到遏制，爆发阶段时间较短。所以，这些财政政策大多是立即生效，而且是有时限的。
　　各国的主要优先事项是支持企业现金流，确保企业有足够的现金流量。疫情期间，许多企业的流动性急剧下降，阻碍了它们支付工资、租金、中间产品、债务利息和税收的能力。因此，各国财税政策的重点是缓解现金流困难，以避免出现不断升级的问题，如裁员、暂时无力支付货款或欠款，以及最严重的破产。否则，现金流问题还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关联企业的危机。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国家建立了社会保护制度，为受疾病、失业或收入下降影响的家庭提供收入替代。这些系统减轻了许多工人的收入损失，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对于家庭的支助主要是通过直接转移而不是通过税收系统提供的。虽然通过直接现金转移或通过税收制度提供收入支助的选择通常将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税收和转移制度的结构，但大多数国家主要依靠转移来重新分配收入。鉴于在危机中迫切需要向最脆弱的家庭提供财政支助，转移很可能是首选的，因为付款可以更快、更容易确定目标。
　　（三）疫情爆发阶段的财税政策分析结论
　　各国出台的大部分财税政策是短期、暂时性的。这符合应对突发事件政策制定的方法，即定期重新评估政策效果，根据情况适时调整。延期税费的申报和缴纳义务可能是适当的，但是要确保各国政府有必要的数据来监测新冠疫情危机的持续影响。纳税申报表包括通过电子发票系统，在评估财税收入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了解哪些行业、单位受到最严重影响以及应优先考虑支持哪些行业、单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税务部门为了解情况而选择暂时停止延期，则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这不会给企业造成更大的现金流困难。
　　支持企业的短期措施的目标和设计总体上是适当的。大多数国家的优先事项是向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支助，特别是通过延期缴纳。递延税款尤其有助于及时提供现金流动支助，因为这些支助适用于整个会计年度以及在增值税、工资税、关税和消费税等相对紧张的最后期限内应缴的税款。
　　许多国家也采取措施帮助公司留住员工。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这被证明是有效的措施。2011年的经合组织的分析报告显示，为了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而实施的这些“雇员保留”计划，大大减少了失业，同时为被迫房价的工人提供收入支助。分析还表明，必须对这些措施设定明确的时限，以避免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仍将工人锁定在可能即将破产的公司中。
　　许多国家迅速解决了向受影响家庭提供收入支助的需要。对家庭的收入支助一直是国家一揽子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往往针对最脆弱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家庭(生病的工人、失业和自营职业者)。许多国家还将病假和失业津贴扩大到不受保护的工人。这些措施尤其合理，因为非标准工人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可能需要财政支持来鼓励他们遵守遏制和缓解措施。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短期措施都针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家庭和部门，尽管目标的水平和类型各不相同。针对最需要的纳税人提供支持，既降低了财政成本，又避免了向可能不需要的纳税人提供支持。这也意味着可以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支助。然而，更严格的目标定位意味着访问支持将更加复杂和耗时。在短期内，当迫切需要支持时，当谁可能不清楚谁受到的影响最大时，定向可能会导致提供不足的支持。不同国家针对目标的程度也与其福利制度的设计有关。在福利制度发达的国家，应对危机的支持更多地针对那些受影响最严重、受现有社会保护制度条款影响较小的人(如自营职业工人)。在其他国家，经常提供更广泛的支助。
　　决策者应谨慎确保所宣布的措施是有效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目标明确。。除非投资税奖励措施有力地引导生产，而生产是应对健康危机(如防护设备等)所急需的，否则，它们的主要影响可能只有在危机之后，才能对大多数企业产生影响。Cit利率下调将为那些仍在盈利的企业提供最大的好处。鉴于消费选择受到严重限制，降低增值税的效率较低，一旦实行，即使是暂时的，也可能很难收回。还有证据表明，较低的增值税税率对消费和消费价格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在一些国家只应要求向企业提供援助的情况下，申请的数量有时超过了公共行政部门。各国可努力使支助措施自动和迅速，特别是对于对方案可得性认识较低的中小企业。普遍倾向于使用现有的机制和系统，而不是创建新的机制和系统。
　　可以进一步考虑一些以现金流量为导向的措施。。尚未采取措施支持企业现金流的国家可以这样做。加速增值税退税、更灵活的增值税坏账减免和临时延长可供选择的现金会计制度，可以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现金流支持，但只在少数几个国家实行。这些工具可以考虑，尽管这些措施应谨慎执行，以防止滥用的风险增加。
　　五、疫情稳定阶段的财税政策分析
　　（一）疫情爆发阶段阻断举措带来的挑战
　　阻断举措持续时间过长的经济和社会影响。长时间的阻断举措对企业和家庭造成了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即使这些阻断措施被取消，它们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不可逆的，使经济活动更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如果阻断举措时间延长，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可能会大幅度增加。处于财务困境的家庭的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违约以及企业倒闭导致的商业贷款违约，也会造成了一种风险，让部分实体经济的危机蔓延到金融部门，进而传导到整个实体经济。历史表面，这种风险可以通过早期和重大的财税政策来降低、避免。就像新冠病毒一样，在最坏的影响到来之前采取的行动比已经显现最坏影响之后再行动要好。
　　各国进入疫情稳定阶段所需的时间长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最好的情况下，改进治疗方法、扩大医疗保健能力和阻断举措的结合，可以缩短阻断措施的持续时间，对经济活动影响是暂时的。然而，如果病毒爆发的严重程度比预期的更严重，或者没有实现治疗或检测方面的改进，那么经济活动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
　　（二）税收政策制定及执行
　　选择提供支持的有效渠道。鉴于疫情发展程度及其对企业和家庭的影响，迅速提供支持至关重要。如果要在现有的不同渠道之间作出选择，则应将支持速度作为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各国发现，通过现金福利而不是通过税收制度向家庭提供收入支助更为及时。
　　违反税收法规的风险。经验表明，在危机时期，税收遵从率可能会下降。面临严重经济压力的纳税人可能会选择逃避纳税申报和缴纳义务，以减轻资金压力。比如，企业可以选择不将销售所得的税款上缴，也可以不向员工预扣个人所得税。这可能是面临突如其来的严重资金压力的纳税人别无选择的选择，但它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税收遵从文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导致税收的长期和持续下降。一些支持措施可能会鼓励不遵守规定。例如，在监管缺位的情况先，延期纳税的权利可能会受到滥用。
　　税务机关应加大对违反税收法规风险的管控。以风险管理为导向，根据疫情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征收管理措施。基于风险管理系统，区分不同信用等级，向那些可能特别受危机影响、因而可能带来更大违法风险的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但同时配合事后监管。
　　应对危机的措施应适应各国的行政能力和具体的合规风险。这对发展中经济体尤为重要，因为发展中经济体的税收管理能力可能有限，而且面临着较低的税收遵从度。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考虑将某些税收措施予以限定，例如仅对有良好纳税信用的企业加速缴纳增值税退税，或对于退税金额予以限制。
　　六、疫后恢复阶段的财税政策建议
　　疫后恢复阶段，各国将逐步取消隔离管控措施，全球经济可能需要支持才能摆脱危机。这将需要谨慎地取消一些短期措施，并使用财税政策在最有效的地方进行刺激。财税政策可促进经济复苏，并支持最终使各国的卫生和经济体系更具弹性。在复苏乏力的地方，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刺激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更广泛的需求。在疫情爆发和稳定阶段，企业、家庭积累的过多债务可能导致消费减少，通过扩刺激性政策，让这些债务则得到偿还。刺激性财税政策可侧重于减少那些对经济增长最有害的税种。从爆发、稳定过渡到恢复很可能是渐进的，而且各国之间也会有所不同。对隔离措施的放松可以根据疫情的实际情况逐步放开。经济活动可以逐步恢复过程中，严格的限制措施在部分行业可能仍然是使用的，例如旅游业和电影也。管控措施也可能是间歇性的，即放宽，然后随着重新爆发的风险增加而再次收紧。这可能增加企业和家庭产生不同影响的风险，在各国的政策对策中应考虑到这一点。
　　（一）逐步审慎取消短期措施
　　随着经济复苏，许多短期措施仍有重新评估的余地。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长期对家庭和个人提供失业救济，可能会让个人不再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活跃。长期的工资支持也可能会在需要时激励工作人员主动事业，特别是在传统上失业救济金的替代率很高的国家。同样，对企业的长期支持可能会维持那些在非疫情情况下也无法生存的“僵尸”公司。在取消短期措施时，应避免税收负担迅速增加。取消诸如延期纳税等措施，应能确保政策取消情况下，不会突然产生巨额税收负债，从而可能导致经济复苏中的企业偿付能力问题，并危及整个经济复苏。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几个年度内分摊税款。如前所述，摆脱危机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管控措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在取消后可以恢复，或者解除管控可能是部分的。各国以及国内的不同区域放松管控措施的速度和程度也可能不同，这可能导致持续企业生产力下降。因此，支助措施应与管控措施的性质保持密切一致。例如，在部分放松的情况下，仍受管控措施约束的企业（如国际旅行、电影院、剧院）可能需要持续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支持，而其他部门则取消这类支持举措。如果管控措施迅速放松，整个经济可能会出现巨大的需求。决策者需要积极监测和调整刺激措施。确保经济需求和刺激措施的结合不会导致过度通货膨胀，并确保刺激措施不会产生不良投资或资产泡沫。
　　（二）进行有效刺激
　　确保对消费和投资的强劲需求是复苏的关键。决策者应该创造条件，加强消费和投资。刺激计划需要针对不同的国家进行调整，这取决于危机造成的产出缺口的大小。财政刺激计划应该是临时性的，沟通良好，而不是造成永久性赤字。沟通对于确保刺激产生需求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偿还现有债务或增加储蓄。家庭支持措施可以针对不那么富裕的家庭。这可能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因为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更有可能消费。各国应着眼于刺激措施，以支持迅速复苏，并限制意外收益。可以考虑加速折旧免税额，而不是之间降低资本利得税。各国之间的协调可以大大提高刺激措施的效果。各国面临的卫生和经济危机各不相同，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地应对经济危机，大多数不协调的单方面的行动可能会加剧总体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因此，国际社会的努力将更有效地遏制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共同增加财政支出，根据其相对经济实力作出贡献。那些过早、规模过大或独自实施刺激计划的政府，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融资困难或货币错配。国际机构可在促进经济刺激政策的协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确保全面复苏
　　面临健康和金融风险的风险非常不平等，更易受伤害的家庭和工人很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管控措施而面临的收入和就业风险也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允许远程的工作往往是高技能和高薪的工作。例如，在美国，前25%的工人中有62%的人能够在家工作，而在最底层的25%中，只有不到10%的工人能够在家工作。较不富裕的人的家庭条件也可能限制他们远程工作的能力。低收入家庭的储蓄水平较低，在困难时期难以用作缓冲。相关经验表明，虽然收入分配的顶层和底部在危机初期受到严重影响，但收入最高的家庭恢复了，而最底层的家庭没有恢复。财税政策应避免危机的不平等影响或加剧不平等现象。这可以通过继续和有针对性地支持低收入家庭来实现，例如收入所得税抵免和对有子女的低收入家庭的税收抵免。如前所述，这也有助于经济复苏，因为这些家庭比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支出额外收入。还应努力向大部分留在社会保障系统之外的人，包括临时工人和无固定居所。财税政策应努力使自营业主和打零工人员不再脆弱。这些人员通常得不到与正规企业员工同等的社会保护，集体谈判能力一般较弱。在一些受健康和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部门（例如个体出租车司机、小商店和餐馆老板、街头表演者），他们付出的代价尤为突出。这场危机暴露了他们的高度脆弱性。一些国家暂时扩大了对该类人群的补助，并可能考虑从长远来看加强他们的社会保护。财税政策应力求修复对受损害的劳动力市场。失业减少不仅是经济复苏的后果，也是经济复苏的有利因素。在失业率上升幅度最大的部门，可能有理由采取扩大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需要国际合作来支持发展中国家，这次疫情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最脆弱的国家安全，所有国家才是安全的。为了减少今后发生大流行疾病的风险，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应急管控能力方面大幅度提高，这需要得到足够的支持，这些国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更准确地说，这将需要持续的国际支持，以帮助其在冲击后重建经济。尽管近年来在国际税务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尚未获得这方面的好处；因此，需要在国际间进一步开展合作，以确保低收入国家能够有效地对跨境活动和离岸资产征税。这将包括需要财政支助，包括协助建立数字化税收制度，以及对国际标准和文书进行审查。
　　（四）加强抗风险能力
　　恢复阶段的财税政策应当努力可以对未来健康危机的抗风险能力。首先，需要加强疾病监控机制和卫生信息基础设施。第二，这场危机暴露了拥有弹性的卫生系统的重要性，这样的卫生系统在保持效率的同时，拥有有一些过剩供给能力，以应对意想不到的需求激增。第三，诊断、治疗和疫苗的发展需要通过协调的国际间合作，甚至在获得最终批准之前就鼓励企业迅速扩大生产。最后，目前的危机表明了全民医保作为卫生系统抗风险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些将需要在保健部门增加公共投资，公共投资的主要来源则是税收收入。由于危机的直接影响以及危机期间的管控措施，各国政府税收收入可能在若干年内大幅度减少，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会持续加大。经济活动和就业的放缓将减少或推迟所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目标将要求更加注重调动国内资源用于保健筹资。通过各种工具的结合，可以提高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自动稳定器可以迅速缓冲危机的影响。它们还可以在需求滞后时鼓励需求，并确保更快的复苏。如前所述，投资激励还可用于引导企业投资，以加强我们对未来冲击的准备，并减少未来风险(例如，与健康有关的投资和研发投资、远程工作、低碳技术)。长期向非标准工人提供更大社会保护的措施也将使他们更少地面临未来的风险。复苏政策为实现与环境有关的目标提供了机会。税收优惠的使用可以支持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做出更有力的环境承诺和表现，而这些部门可能会受到危机的特别影响。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在资金需求激增的情况下，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也可能变得更具吸引力，但这需要与针对弱势家庭的更有针对性的救济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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