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对于共产党经验总结之类的文章汗牛充栋，随便网上一搜都是几万篇，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在文章中都讲述了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自由、人民幸福付出了无数的牺牲，歌颂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还有很多影视作品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共产党百年历程的伟大，比如电视上的《觉醒年代》讲述了早期共产党年轻的先烈们是怎样慷慨赴死，《山海情》展现了新时期扶贫干部是怎样带领大家致富的，这些都是让人感到热血澎湃的著作，但是共产党取得成功绝不是靠简单的牺牲、流血，靠伟大的理想和献身精神，而是有很多必然的原因。稍微捋了几点，和大家共同学习。<BR>　　<STRONG>一、高效而又密布于社会最小单元的基层组织。<BR></STRONG>　　从秦朝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起，我国就实行郡县制，以后历朝历代都是在郡县制基础上进行修改，比如设立专门的州作为监察区，后来演变为新的行政区，或者建立兵备道、盐法道、漕运、河道等专业行政和管辖地区相结合的管理机构，但是不管怎么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皇权不下县”，也就是说 ，国家行政机构基本到县级就为止，县以下基本上都是地方自治，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国家任命的官吏其实也止于县级，县以下的乡、保等其实也是被地方上的豪强乡绅把持的，也就是说，即使在近代，国家对基层的管理其实是假手于地方上的实力派进行的，这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两个结果：一是土豪劣绅成为了土皇帝，国家政令不可能真正到达群众，群众不能从国家政策中得到好处，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只知有乡里的老爷不知有国家；二是由于地方实力派中饱私囊，在群众负担更重的情况下国家却不可能真正的将群众中的人力物力收归中央调用，国家对地方的掌控能力十分薄弱。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在农村中普遍建立了自己的基层组织——农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活动，在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中更是明确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立党小组，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切不可小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从竖向看，我们党对基层的掌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从横向看，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政党。这并不是贬义，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不过200多万人口，且都处于穷乡僻壤，物产、经济远不能跟国民党控制区相比，但鼎盛时期光红四方面军就有8万多人，这还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反观当时的四川军阀控制区拥有3000多万人口，且都是较为富裕的地区，按照红军的军队人口比例军队人数可以达到100多万，但是很显然，四川军阀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军队，战斗力更是差劲。因为共产党拥有深入到最基层的组织，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控制区域的人力物力，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也可以将政令落实到最基层的人员和组织中，做到令行禁止，这一点，在去年的新冠疫情防控中得到了体现，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十几亿人口立刻就在家中隔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确保了我国疫情的最终归零，我们的基层村居、社区工作人员功不可没，这就是基层组织的威力。<BR>　　我们某某部门已经是应急管理的最基层组织，是真正的神经末梢，这就要求我们要沉下去，让上级指令能够贯彻到群众中去，浮上来，让群众的诉求能反映到上级组织，保证政令畅通，解决实际问题。<BR>　　<STRONG>二、共产党内部的高度廉洁自律。<BR></STRONG>　　在学习强国的视频学习中，有一个革命影片的版块， 其中有一部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第22分钟处，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黄伯韬受命撤退到徐州时，十几万军队在运河大桥上挤得水泄不通，黄伯韬连骂自己愚蠢，不知道提前架设浮桥，他的参谋长抱怨说：“刘峙为把在海州的买卖收摊，叫你在新安镇傻等……”，这句话听得有点没头没脑，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一下，就知道事情原委了。原来刘峙（徐州剿总司令）作为一个地方军政大员，在几十万军队决战的生死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私产，他当时在江苏海州有一个亲信的商人在为他做私盐买卖，当实施军队转移时，徐州剿总的各兵团司令官还没有得到撤退命令，这个亲信商人就先接到刘峙的电话，跑去找驻扎在海州的另一个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了，当时李延年大骂：“刘峙将个人的买卖看的比军国大事还重，如此作为，非亡国不可！”这样腐败的军队、政府，确实是非亡不可。而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廉洁自律，则与国民党政权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抗日战争时期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蒋介石特批专款对他进行极其奢华的招待，希望他能够利用自身的威望将海外华侨的捐款全带给国民党政权，但陈嘉庚并不满意，又去了延安，毛泽东招待他的饭菜竟然是自己种的蔬菜，唯一的一个荤菜是房东大娘送来的一只鸡，就是这样的招待却让陈嘉庚感觉到共产党必然会成为中国新的领导者，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对共产党的抗日行动进行支持，延安的第一辆汽车就是陈嘉庚代表华侨赠送给中国共产党的。<BR>　　廉洁是一个政党、政权长期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尤其是在国家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反腐倡廉是保证国家威信、民族凝聚力的最重要措施，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个共产党员、每个某某人必须面对的课题。<BR>　　<STRONG>三、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军人的利益。<BR></STRONG>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往往喜欢展现国民党军队的优厚待遇，即使是地方保安团一类的杂牌军，都有着远超红军、八路军的饭菜供应，而共产党军队都是吃着野菜、地瓜。当然，我们的人民军队确实有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但是如果仔细检索历史资料，就会发现，除了如长征等特殊时期，共产党军队的普通士兵待遇其实是远超过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的，国民党军队的优厚待遇只体现在中高级军官身上。还是在淮海战役期间，一个美国战地记者在河南前线发现，即使是国民党第五军、整编十一师这样的嫡系精锐部队，士兵们吃的居然都是辣椒油拌冷米饭，而且一日只有两餐，哪怕是连长也不过多了几个咸菜头。等他到了解放区，却惊奇的发现，穿着朴素的解放军士兵吃的是面饼、鸡蛋、猪肉炒大葱和面条。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从不会和普通士兵一起吃饭，而共产党方面在吃上非常平等，高级干部和士兵们一起蹲在地上吃饭说笑，显得非常自然。那么，是国民党没有物资或者不重视部队的食物供应吗？显然不是，在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就制定了陆军部队的伙食标准，规定普通士兵每天的伙食包括大米1斤半、肉类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以及酱油4钱，似乎还不错，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几乎是公开的、普遍的喝兵血，这份标准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士兵们吃的是由发霉的粮食、细沙、碎石、粗糠、稻壳、秕子、老鼠屎和小虫子组成的饭，被叫做“八宝饭”，以至于在抗战中，美国的军官在印度训练中国驻印军时，专门提出必须将军饷发到人头，药品要由美国军官亲自交到中国士兵手上，看着士兵吞服，以防落到腐败军官手里被倒卖。两相对比，哪只部队的战斗力更强不言而喻。在地方建设中，国民党更是与共产党相差甚远。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三五减租、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造，无一不是让最穷苦的老百姓得到了最实在的利益。而国民党政权的“黄金十年”（即1927年至1937年），从字面上看似乎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从史料上可以发现，国家发展的成果绝大多数被封建地主、买办资本家窃取，广大贫苦百姓尤其是农民并没有得到好处，这一点，我们以前学习的《多收了三五斗》《包身工》就是例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明白跟着谁干能得到好处，谁上了台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两党对于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态度决定了人心向背，历史证明，人民群众选择了共产党，人民军队成为共产党执政的坚强保证。<BR>　　今天，某某的职责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     ，虽然我们的工作不能直接产生GDP，但是我们的辛勤工作却能够保证国家安定，人民安康，让我们的GDP更加健康，这同样是保证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应该为之自豪的。<BR>　　<STRONG>四、团结一致，不计个人得失。<BR></STRONG>　　在我们的历史书中，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描述：“1927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中国。”为什么说是形式上统一呢？因为在1927年，蒋介石集团真正控制的区域并不包括东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新疆、西藏等地区，这些地方仍然控制在桂系、奉系等地方军阀手中，国民党中央政权并不能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令行禁止，更像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大军阀和地方军阀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当然，中央政权为了实质上统一全国，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削弱、吞并地方军阀，同样，地方军阀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抵抗中央政权的吞并。这样就形成了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奇观——“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军阀们都知道军队和地盘是自己的命根子，面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时，只想着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意为了别人的利益损失自己的军队和地盘。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已经判断出红军主力即将向西转移，因此他除了派出中央军追击外，还督促广东军阀陈济棠堵截红军，而陈济棠早在前几年就和红军达成了协议，商定中央苏区向广东出口钨砂、桐油等物资，从广东购入医药、盐巴等日用品，这时，广东军阀知道如果与红军死拼，结果是损失了自己的实力，将地盘拱手让与蒋介石，因此，在长征尚未开始的1934年7月，红军就和广东军阀达成了协议，红军将行军路线告知粤军，粤军后撤20公里，以便红军通过，红军则保证不攻击粤军、不抢占广东地盘，双方甚至在对方阵营内设立了联络电台，随时交换情报。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追击红军时，更是采取了“送客”方针，决定“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放红军过去，避免红军进入广西即可。而事后，蒋介石在红军过境贵州时，就趁机吞并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军队，可见，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互相之间已经达到了敌视的程度，大量的资源消耗在内斗中。而共产党方面，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面对困难争着上，面对功劳互相让，在革命战争中，几乎从未见到争权夺利、保存实力的记载，如果有争执，那么争的是任务，争的是荣誉。在著名的三大战役中，东野、华野、中野等集团，配合默契，都抢着打强敌，将缴获的物资留给兄弟部队，真正做到了团结一致，形成合力，最终在实力明显弱于对方的情况下取得了最终胜利。<BR>　　今天我们的某某工作，由于机构和职能调整，出现了一些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有的单位对行业、属地监管责任理解不深不透，困难上交，权力归己，这都是不团结的体现，相对于革命先辈，实在令人汗颜，我们县的某某工作应该严格按照职责划分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全局各科室应该率先垂范，主动担责，保证工作实效。<BR>　　<STRONG>五、孜孜不倦的学习提高。<BR></STRONG>　　以往，我们的敌人污蔑我们是泥腿子造反，认为我们是一群文盲被蛊惑后反抗贵族老爷们的统治。但是，当我们翻开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的履历就会发现，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大多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和长期的革命实践，其丰富的阅历、开阔的视野和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不是国民党领导人能匹敌的。共产党人对于知识的渴求用一句口号就可以说明“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红军大学，培养自己的军政干部，并且在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则成为全体共产党员提升自己的圣地，在一架飞机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建设了自己的航空学校，为红色空军储备人才；在解放战争时期，战士们在紧张的行军时，在前面的人背上挂上识字挂图，边战斗边学习。并且，共产党人对于优秀人才不分地域、出身，唯才是用，在长征中立下赫赫功勋的中央军委三局，即无线电通讯联络局，利用极其高明的专业知识破译了大量国民党的情报，保证了长征的胜利，被公认为是党中央的眼睛和耳朵，而这个局的局长王诤就是在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技术军官，他在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成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抗战后的东北，共产党人甚至留用了部分日本军人，将他们改造后训练我军第一批坦克、飞机专业人才，我们的第一辆坦克“功臣号”就是一辆被俘的日军95式坦克，坦克车组就是原日本军人训练出来的。因为学习，我们知道了为谁打仗，我们知道了如何打仗，我们知道了怎样建设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对知识的尊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国家把知识强国作为一个基本的战略方针，人民群众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从现在学区房的房价就可以看得出来。<BR>　　我们的某某工作从某某工作发展而来，其内涵已经由原来简单地预防和处置   演变为包括    等全方位的监管，对于专业知识的需求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即使在局内部，两个科室之间的业务都可以用“隔行如隔山”来形容，这就要求我们将学习作为工作的必须，精准学习，学以致用，才能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某某形势。<BR>　　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到今天我国常年稳定在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位置，这是无数前辈的鲜血谱写的灿烂华章，是无数普通劳动者的汗水浇筑的丰功伟业。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的历程又会成为明天回望的历史，新时代的某某工作需要新时代的某某人，学习党的历史需要将党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的特色相结合，某某工作需要我们勤勉干事，尽职尽责，我们将用我们的努力工作创造新的共产党历史！(y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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