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与世界上其他宝石最大的区别，在于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数千年绵延不绝。
中国玉器虽小，人们常以小家碧玉来形容其灵巧精致，但包涵的内涵是博大精深的，反应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是多方面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玉器包容了太多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反过来玉器也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中国人的认知与理智。
一、玉文化的形成
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由无知到具有朦胧的美感，从使用粗糙的旧石器到制作使用精细的磨制石器，从衣不蔽体到装饰饰物，这些都孕育了中华古代玉器的出现。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时期时代晚期，玉器产生所具备的三个条件逐渐满足，直接导致了玉器的出现。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人类美感的出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美的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距今28000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就出土过一件水晶制作的小刀和一件石器装饰品，及至今18000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精巧的装饰品已经成为当时先民的日常用器，遗址中出土的穿孔兽牙、小石珠、小石坠等，数量众多。
第二，美石的发现。随着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的广泛应用，玉石在其自然色调或在使用过程中形成光泽，玉的温润泽天然特性使其更晶莹而被发现，可能作为稀有的宝物被珍藏起来。辽宁海城仙人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2-3万年）就有出土了岫岩玉质的砍斫器，虽然不能称为典型的玉器，但却能证明当时人类已经有意识的开始收集这些美丽的与众不同的石头——玉石。
第三，制作工艺的成熟。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加工石器从运用简单的锤击法、碰砧法逐渐过渡到采用间接打击、钻孔、琢磨等制造技术。在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制饰品中已能看出制作者的高超的技术；而在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饰品制作技术更是熟练。距今8200-8000年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一对玉玦，这对玉玦工艺先进，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原始玉器。
当这三个条件成立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先祖就进入了“玉器时代”，大量玉器开始出现。
这个阶段人们重视的是玉器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如兴隆洼遗址出土的多为巫术用具，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玉石器数以千计，共有玉环、玉玦、玉管、玉珠四大品种；在几乎同时期的河南裴李岗文化中也出土了2件圆形绿松石饰，中间穿孔，一长一短，扁平绿松石饰1件，弧背，中间穿孔。这些玉器在当时均属于巫师装饰类玉器。距今约6000-4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出土了大量动物形玉饰和勾云形等玉饰，从出土位置看，勾云形玉饰和马蹄形箍置于巫师的头部或胸部，玉猪龙形饰放在人体腰部，玉鸟置于胸部，可见红山文化早期玉器大多也用于巫师佩饰。
玉文化形成时期
在人类形成的最初阶段，山崩洪水、雷电山火、毒蛇猛兽、疾病灾害等天灾人祸无时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认为这是自己的行为触怒了这些天地间的神灵，便想办法取悦他们，由此产生了原始宗教，形成了巫文化，并由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巫。
巫除了掌管祭祀神权外，还充当医生的职能，在给人治病的过程中，巫极有可能用玉充当治疗工具，无意中显示出玉的神奇功能，玉便被视为神物。由于玉的稀缺性、艺术性和神奇性，巫也有可能在祭祀活动中把玉作为献给神的礼物。因而玉文化开始在巫文化中形成。反过来，原始宗教——巫术的盛行加大了对玉的需求，因此在巫的周围培养了一批专业的采玉、琢玉的工匠，而“巫”也有可能是最杰出的设计、琢磨玉器的大师。他们提倡并参与玉器的制造、使用，推动了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以巫文化为基础的玉文化中，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说文解字·玉部》解释“靈”（灵）字下部的“巫”时，说“巫以玉通神”，因此我们认为，巫是人神之间的交往者，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是神的意思体现者；玉是巫奉献给神的礼物；巫通过神而成为玉的占有者。在古代农业为主的农耕时期，谁掌握了天文，谁就掌握了神权，也就有了权力，这只能是巫。巫通过玉与神沟通，表现出玉的神圣化和神秘化。玉的通神功能可以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来反映。在红山文化晚期，也出土了相当一部分既可佩戴装饰又具备神器性质的玉器。如玉璧，既是装饰品，也是祭天的神器；玉钺在祭祀活动中就是巫师手中的法器。距今约5000-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是以琮、璧、钺等玉神器为代表，其上镌刻有巫头戴傩面骑兽事神的图案，使其充溢着神灵色彩，衬托了巫权的无比强大。
而到距今约4500-3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或稍后的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以及石家河文化等五支玉文化所出玉器虽然多种多样，但其新兴玉器只是圭、璋、刀等工具或兵器性玉器。另一个非常鲜明的情况是，除了齐家文化区仍然盛行琮、璧之外，这两种玉神器在另外4个玉文化区内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形制也变化了，加工上粗糙了。这种变化不是偶然，而是反映出玉器的主体占有者发生了变化。琮、璧的减少和退化标志着玉神器的衰落和消亡，间接地反映了巫权的削弱和旁落。圭、璋、刀等器是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和载体，掌握这些玉器的人物都是部落的政治首脑和军事指挥者，他们获取了统治权力，取巫而代之，并将巫变为专门的神职人员，神权也随之落入他们手中并加以改造，巫事神的玉神器也就随之消失了。由此我们可以说，此时由史前社会巫统治的神权时代已转入由“帝”统治的王权时代。
玉文化发展时期
中国在夏商时期进入奴隶制社会，青铜器的发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原来具有权力象征的玉器如圭、璋、钺、戈等变成祭祀礼器和仪仗器。
夏的玉器极少，在这里主要说的是商代。商代早期至中期的玉器主要有玉刀、玉钺、玉戈、玉圭、玉琮、玉璜、玉斧、玉铲、玉柄形器、玉筒形器等，这主要是从兵器转化而来的仪仗器或者祭祀用的礼器。商代晚期的玉器已经较为丰富，根据1976年发掘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统计，可分为礼器、仪仗器、实用工具、装饰品等。其中出土的礼器较全，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玦、璜和簋等。这为西周时期礼制的健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从妇好墓出土玉器可以看出：商代的玉雕工艺在选料、造型和制作技巧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选料上，已经开始使用质纯色美的和阗软玉，特别是商代晚期，和阗玉已占有相当比例。在制作技术上，当时已经出现独立的手工制玉作坊，不仅掌握了勾撤、钻、管钻、抛光等技法，并能熟练地将线刻、浮雕、圆雕、透雕融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玉器的视觉立体感。商代玉器还继承了立体圆雕人像个各种动物形象，是我国古代玉器从平面走向立体，由简单装饰走向复杂陈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就是六种礼器，即“六器”，也称“六瑞”。除六器外，周礼还规定了天子与诸侯的服饰制度，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如皇帝冕冠前后备有“十二旖”，用玉288颗，玉珠使用白玉。又如“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缁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玫而缊组绶。古者君子必佩玉。”至此，中华玉文化完全步入礼器玉时代。
商周时期，青铜器工具的出现，提高了制玉水平，使切割、研磨、勾线、碾轧、勾撤等工艺流程变得容易起来。商代王室有庞大的百工作坊，其中就有专门攻玉的作坊，如河南安阳殷墟曾发现了商代制玉作坊遗址。在作坊里，玉工不断改善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技术，为宫廷生产了各式各样的玉器，形成了制玉繁荣昌盛的局面。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很多大型玉兵器，有玉戈、玉刀等，大者在半米以上，薄片玉器在当时大量出现，是铜切片工具使用的结果。
青铜工具的使用是先进技术，对复杂形状的玉器制作很有利，但是，铜硬度不高，在切磨玉石的同时，也在快速地磨损本身，这不能不影响到玉石的细加工和深顶撞。在商周玉器中多是勾轧的纹饰，称之为双勾碾轧，这种纹饰有阳纹的效果，也是铜工具所达到的最好效果。
东周时期，诸侯混战，礼崩乐坏，西周初期制定的礼玉制度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对玉器的价值和功能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讨论。当时代表平民的墨子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不生”，他反对掠夺战争，主张节约，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他指出：“和氏之璧，随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意思是“和氏之璧”等天下公认的宝物，既不能使国家富裕，也不能使人丁兴旺，对社会安定起不了作用，所以不是什么宝物，只是少数统治者的奢侈品而已，认为用玉“费财费力，不加利”，对奢侈的用玉活动给予全面否定。代表新型地主阶级的韩非子则极力主张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结合的功力主力思想，忽视玉器带给人的精神享受，把玉器等同于纯粹的物质用品，认为“有实用价值的玉器才有价值”。儒家创始人孔子则采取比较实际的态度，不仅宝爱玉礼器，而且呼吁重建礼制，将玉器人格化，提出“君子比德于玉”，从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11个方面对玉的道德内涵作出详尽的描述。他的描述最终形成了儒家用玉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东周时期玉器盛行，上起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以玉为贵，视玉为宝，玉器被广泛应用祭祀、装饰和丧葬等处。伴随着尊神敬天思想的动摇和青铜器礼器的盛行，此时的玉礼器装饰味渐浓，主要用于朝觐、盟誓、婚聘、敛葬等。东周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玉佩饰的盛行，这标志着古代玉器有神到人的转变，儒家用玉思想的形成标志着玉器人格化的正式确立。
战国以后，铁器工具大量使用，锻铁有良好的锻造性能，可以打制各种形状的工具，比青铜工具在形制上和耐磨性上前进了一大步。尤其锻造小工具更有有利条件，琢制纹饰要求有掖、撞、勾、撤等小工具，勾面纹要求勾砣刃口薄，打长孔要求细长铤，搜尖角孔要求细金属丝，这些工具用铁打造既耐用，又没有脆性。锻铁加碳成钢后硬度增大，能制成细而长又硬的钢铤，用于打长细孔，解决了大、小眼孔的打眼问题。所以东周玉器的比起以前，琢玉工艺更加突飞猛进，线条遒劲有力，钻孔匀称光滑。而且金银铜嵌玉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除普遍使用在剑、带钩、车马器等小件器物上外，在鼎、壶、尊等大型铜器上也开始使用，透雕、镂空等高难度的作品此时亦屡见不鲜。
西汉时期，玉器的礼仪性质已经大大弱化，除璧、圭可能还有一定的礼仪功能外，璜、琥也仅具有装饰功能，而琮和璋几乎找不到了。但是出现一类极富特色的用玉方式——为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葬玉，主要包括玉衣、玉塞、玉琀、玉握四种。
玉文化成熟时期
秦汉时期，中国统一，采运玉石原料更为便利，新疆和阗玉大量进入中原地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礼器、装饰为主的儒家用玉体系得到了很大的扶持。这时装饰玉器已经占了很大比例，主要有纯装饰意义的和具有一定实用性质的玉佩，前者如龙形佩、虎形佩及串饰、组佩等，后者则是指带钩、发笄及心形佩等饰物。但价值最高的应是圆雕和浮雕的陈设玉，这类作品发现较多，玉质优良，琢磨精细，造型新颖，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代玉器以雄浑豪放、清逸脱俗的特有魅力令世人倾倒。
隋唐时期，人们对玉器已不再觉得神秘，大量的玉器变成王宫贵族的私家收藏，这促使当时的玉雕制品出现以珍玩、装饰为主的格局。唐代装饰玉器中较为多见的是玉步摇，这是一种金属嵌玉组合饰物，“步摇”所嵌玉片极薄，竟然还雕有精致的花鸟纹饰。另外一类是玉带，为官袍上礼仪腰带所用的玉饰，唐代有严格的用玉制度，只有皇帝、亲王和三品衣上的官员才能佩带，佩带的数量从7到13不等。等级愈高，数量也愈多。雕刻工艺在继承传统玉雕的基础上融合同时代金银细工、雕塑绘画的表现手法，并吸收中亚、西亚等地艺术，兼收并蓄，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唐代玉器开始呈世俗化倾向，具体表现就是生活气息的逐渐渗入，写实性强，不掺杂有夸张色彩，这与汉代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有了明显区别。
宋代玉器呈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和浓厚的生活气息，造型选取日常生活中的题材进行现实主义创作，迎合社会消费心理，这是由于城镇的繁荣，商业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不断扩大，玉器为普通市民服务的倾向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宋代文人书画的兴盛，许多文房用具如笔筒、笔架、砚台、镇纸等也成了玉匠们精心雕琢的对象。宋代玉器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量仿古玉器的出现，宋代厚古之风盛行，出现一股尊崇古玉质朴、典雅风格的风气，这类仿古玉器多为宫廷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代学者高濂盛赞“宋工制玉，发古之巧，行后之拙，无奈宋人焉”。宋代的镂雕法被广泛应用，在形制和纹饰上讲究对称均衡，在图案化的形体上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达到了生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
元代玉器沿着宋代开创的世俗化、装饰化方向发展，技艺更加成熟，作品也融入了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格。现存于北京北海公园前团城上的玉瓮“渎山大玉海”，是一件大酒具，高70cm，最大周长493cm，重达3500公斤，可储酒30余石。外壁浮雕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翻腾于惊涛骇浪中的众多鱼兽。整件作品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和神秘感。
明代，世俗化、装饰化成了玉雕的主流，玉器皿是明代艺术价值较高的一类玉器。明代器皿古色古香，极富特色，种类有玉杯、壶、盒、樽等。其中以形制各异、造型奇特的玉杯最具特色。明代的像生玉器发现较多，种类较杂，大小悬殊，一般来说，大的为陈设玉，小的充当玩赏物或配饰部件。玉带在明代发展到顶峰，已成为官场礼服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结构与唐基本一致，不同的带数和纹饰表示佩戴者的不同身份。在明代，只有皇帝、皇后、嫔妃、太子、亲王、郡王、公、侯、驸马、伯及文武一品官才有资格使用玉带。明代以玉为饰风气盛行，从坠饰、串饰到佩是应有尽有，种类繁多，组合复杂，其中玉组佩饰最为发达。佩玉原为古代士大夫标榜清白的饰物，在明代则称为官吏冠服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玉质小型饰物如带钩、钗、簪、坠饰等发现较多，其中尤以钗和簪最为精致。实用玉器如笔管、笔架、砚台等文房用具也相当普遍。
明代镂雕技术相当发达且运用广泛，开创出“花上压花”的技法——在平面片状的玉料上能雕出上下两层不同的图案，恰到好处的把握好表面和内部的完美和谐。明代玉器的蓬勃发展首先归功于工匠地位的上升。其次是琢玉工具的革新，据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明代玉匠已普遍使用“水凳”，即由传统的席地而坐改为垂足倚坐于凳上，以双手控制旋砣，以双脚踩动踏板转动皮带，从而使旋砣来回旋转琢玉成器。这一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是琢玉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第三是玉器生产地的形成与发展，其中又以苏州专诸巷最为闻名，《天工开物》记载：“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中国玉器的发展在清代进入了巅峰时期，其中玉器皿、陈设玉最为显著，涌现一批颇具仿生、仿建筑题材的作品，仿动物的题材多为龙、凤、麒麟、辟邪等，造型富于想象，善于扑捉动物瞬间的神态；仿植物的造型在乾隆时期最为普遍，一般杯、碗、盘多琢成荷花、海棠、贝叶等花型，花插则琢成松桩、梅桩、竹筒等形状，极具古朴苍劲之感。仿建筑的是将传统的建筑形式应用到玉雕艺术中，大大增强了玉器的艺术表现力，也体现出强烈的民族风格。以玉为饰在清代也极为普遍，从头饰中的笄、钗到身上佩饰、串饰、腕饰以至于金、银、铜、竹、漆、木器上的嵌饰，种类繁多。玉制的文玩用具在清宫玉器中也占有一定地位，这类器物造型丰富，尤以古朴典雅的文房用具最有代表性。乾隆时期，玉料充足，技艺成熟，出现了以玉山子为代表的大型玉雕作品。这些玉山子形体庞大，重量多有千斤以上，其图案均以立雕山水为主，其间缀以人物、建筑、车船等。著名的玉山子如《大禹治水图》。
乾隆时除了制作中国传统玉器外，还引进和仿制了外域的玉质艺术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痕都斯坦玉。痕都斯坦玉器其实就是回教玉器或伊斯兰玉器。痕都斯坦这一地名便是由乾隆帝亲自考订，清代痕都斯坦位于印度北部，包括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西部，其玉材多为南疆的和田玉、叶尔羌角闪石玉。痕都斯坦玉匠喜用纯色的玉材雕琢，即一器一色，尤多选用白玉或青白玉，透明晶莹。这与中国传统玉器的留玉皮或杂色玉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地人相信玉做的食具可以避毒，故一般多为实用的碗、杯、洗、盘、壶等饮食器皿，不见中国玉器中常见的礼玉和佩玉。这些玉器的装饰很有当地文化特点，有些在器壁上镶嵌金、银细丝及红、绿、黄、蓝等各色宝石或玻璃；花纹装饰多为植物花叶，以莨苕、西番莲和铁线莲为主；用异色宝石嵌现动物眼睛等。除了这些装饰手法，还采用水磨技术，胎体透薄，有“西昆玉工巧无比，水磨磨玉薄如纸”之说。目前我们所见清宫所藏痕都斯坦旧玉有两种，一种为当年输入，另一种系宫内工匠仿制，称“西番作”。清乾隆时，内务府设立了专门仿制痕都斯坦玉的作坊，苏州的专诸坊也有仿制。这些“西番作”玉器并没有亦步亦趋地复制痕都斯坦玉，而是吸取其造型别致、花纹流畅、胎体透薄的优点，结合中国工艺的传统方法，创造出带有西番风格的玉器。
由此可见，玉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政治，礼仪，宗教，信仰，风俗，审美意识方面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没有哪一种古器物能与玉器相比，玉文化一直连绵不断，贯穿始终是文明古国唯一千古流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二、玉是美的象征
玉象征着美，首先是由玉的矿物性质决定的。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有五德着：也就是说，凡是坚韧的质地，晶莹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可视为玉。玉之美，美在色，美在质。色泽美，是玉之美的表现。质地美，是玉之美的本质。玉器色泽绚丽多彩，特别是上等玉，色泽晶莹透明，宛若彩霞，变幻无穷，这是由玉所含的化学成分不同所致的。
玉之美即反应在色泽上，亦体现在质地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玉的“符”与德。如果说色泽美是自然物的普遍现象，那么质地美，是玉独具魅力的精华所在，那种细腻，温润，半透明的美感，只有在玉上才能感觉到，即使价格比玉昂贵的宝石，也无此令人爱不释手的感觉，玉之美的另一种性是持久性。玉料或经加工的玉器均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她不像漂浮不定的白云，四季的绚花，时来时去，忽有忽无，交替变化，玉使用的时间越长，越迷人可爱，越散发出更美丽的玉性，越有文化的内涵。
由此可见，人们对玉之美的认识，既注重看的见的表面色彩，更注重用心灵体验的内在本质，而内在美在玉之美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中国人十分讲究内在美，气质美，心灵美。这也是玉区别与其它美丽物的关键所在。古人在玉之美的本质后，就将玉作为人们追求美好的象征物。
在古代文化中，有不少关于玉象征美好的描述。《诗*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古代情人间还以玉作为相互赠送的信物。《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剧，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郑风*女日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之赠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之报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之好之，” 千百年来，人们用“玉”字组成一系列的字和词组，以表达一切喜爱的事物和美好的祝愿。凡有玉字构成的字都是贵重的东西，如：宝、理、珍等；用玉组成的词都含有赞美之意，如：玉音、玉容、玉颜、玉体、玉照、玉缘、玉成、金玉满堂、金玉良言、玉树临风、亭亭玉立，琼如玉宇，都含有人的容貌美，气质美或事物美之意，都是玉之美在文化史上的反应
玉是美好，美丽，美感，美妙，美观，美艳，美德，美秀的象征，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玉之美，是玉器最本质的内涵，历史上的任何一件玉器，都含有美的意义，不具备美感的玉材，不可能碾琢成具有特别含义的玉器。
三、玉具有信物的功能
由于玉质的晶莹和刚硬，具有纯洁和坚贞的含义，所以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玉往往用来表示诚信，具有信物的功能。这时的玉不再用来突显它的区分等级性质，更多的是体现它的信义象征。如“瑞”字本是一种玉制的信物，《说文解字·玉部》云：“瑞，以玉为信也。”相当于后代的印信，用来馈赠友人或情人。《诗经·秦风·渭阳》云：“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剧。”之类的诗句。这些诗句让人体会到彼此之间的纯洁友情或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因此。用玉来比喻高尚纯洁的友谊、爱情，自然是非常贴切的。
在军事生活中，最典型的信物代表是“琥”，《说文解字·玉部，云：“发兵瑞玉，卫虎文。从玉从虎。虎亦声。”琥就是虎形或带虎纹的玉器，本义卫虎符。其实，古代用来调兵遣将的信物不一定全称为琥。《周礼·春官·宗官》云：“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不以琥也”。璋是古代君王用以调动军队的兵符。玉制，边缘形似牙齿，故名曰牙璋。郑司农云：“牙璋，缘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今时以铜虎符发兵。”上文提及的“瑞”也具有符节的功能，，《左传·哀公十四年，云：“司马请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杜预注：“瑞，符节，以发兵”。由此可见，上古时期曾用玉虎符、牙璋或瑞等玉制品来充当调兵遣将的信物。
四、玉意味着财富
玉是宝贝，玉是财富，首先是由玉石的名贵特性决定的，玉材品质的好坏，同样决定了玉材的珍贵程度，无论是地质矿物学家，还是玉雕工艺大师，一致认为，中国软玉，以和田玉最好，品相最美，品味最高，成才率也最大，和田与中原远隔千山万水，交通不便，想得到一块品质上乘的和田玉并不容易，而中共历史上的礼仪玉，恰恰都需要用和田玉雕琢，这就更加剧了和田玉的千金难求。
物以稀为贵。由于珍贵的玉不易求的，自古以来。玉就列如宝的范畴，汉字中的“珍”字，“宝”字均与玉有关，《事类赋注》《艺文类聚》《天工开物》等名著，都将玉列入“珠玉”，“宝货”，“珍宝”类。可见，玉作为宝物，是深入人心的，一致公认的。
人们喜欢金玉并论，如“金相玉质”，“金玉满堂”，“堆积如玉”等。这里指的是玉的财富价值，人们习惯上对金银的价值是从质地，经济上着眼的，玉的真正价值，是由玉的稀少，玉的雕琢美并由此产生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决定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金银有价玉无价”。战国时期大家熟知的卞和献玉璞，“和氏璧”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很能说明玉的价值连城。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玉象征着财富的资料更是屡见不选，良渚文化时期中小型墓葬的陪葬物，一般只有陶石器没有玉器，而大型贵族墓葬，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陪葬。占有大量玉器的人，必定占有大量来之不易的玉料，拥有不少高级玉将人为其服务，这就是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明清以后，随着玉器礼仪性质的减弱，商品经济的发展，玉器体现财富价值的意识更为增强，明代陆子纲雕琢的水仙玉籫花，当时就值数金，明代大官僚，大地主，大富翁占有的玉器，更是不计其数，明代宗朱祁钰抄王振家产，得玉盘白面；武宗朱厚照抄刘瑾家产，得白玉带80条，抄钱宁家产，得白玉带2500条，如果玉器在当时没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这些人还会不择手段聚敛如此多得玉器么？18世纪以后，缅甸翡翠大量涌入中国，加入中国玉器的行列，弥补了中国缺少翡翠的不足，翡翠由于色泽优美，品质绝佳，可与宝石媲美，因而价格昂贵，成为近代玉器财富的象征。
五、玉是伦理道德的标志
玉是一种文化。儒家就有“君子比德于玉”之言。被喻作人的品德，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
中国人是讲究礼仪伦常的，孔丘《论语·学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此乃儒家提倡的五德；又以“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五德”“五常”贯穿于中华文明伦理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而玉，自远古神话中女娲补天的“灵瑞之石”的神话开始，就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纯正温和的理想品格。作为宝石，玉的美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外在美，而是融合了人类的精神寄托，体现了物质美和精神美的高度统一。玉，宛如一部美仑美奂的儒家典籍，镌刻了人类的道德诉求，理想品质，文化印痕。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儒家的创始人，文化宗师孔子一生对玉一直称美有加，据《礼记·聘仪》载：“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孔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儒家思想的精髓赋予玉一身，阐明玉有“十德”，从此玉又成为封建社会人们道德规范的标准。君子佩玉，不是为了乔装打扮，而是按照玉德规范自己的言行，操守德行信条，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玉。当然，这些习惯观念，也只是封建社会的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不能作为现代社会人们价值的标准。
孔子被赞誉为“天下识玉第一人”，据《礼记·聘礼》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碈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子比附玉有仁、义、礼、知、信、乐、忠、天、地、德、道十一德之多。
管子曾经这样看待玉：“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抟彻远，纯而不淆，辞也。九德出焉。孔子论玉又有一些深进，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慎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拙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管子集玉有仁、智、义、行、洁、勇、精、容、辞九德，《管子·水地篇》说：“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抟彻远，纯而不淆，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荀子在《荀子·法行篇》中喻玉有七德：“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很明显看出，荀子把孔、管两家打碎后和成稀泥，揉成一团，又缺斤少两，还是让孔夫子领衔，只剩下仁、智、义、行、勇、情、辞七德。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的编撰者，享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美称的汉代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有“字圣”之称的语言学家，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东汉许慎归纳玉有五德：即仁、义、智、勇、洁；“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腠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不仅诸子百家对玉都有极其温润仁和，儒雅谦逊的看法，封建时代的官员仕大夫对玉也爱之有加，它不仅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传承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追求，从形式到内涵都潆洄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君子之风的美好境界。
六、玉是神灵的化身
远古时代，认为石是神灵之物，尤更多的是体现它的信义象物尚品德、气节和年轻，其是作为石之美者的“玉”，其“硬、美、润德行的象征。玉器是人华“玉”成为一种“吉”的特质，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这也为玉笼罩上了种所有的埋葬在墓中的玉，而华博陆离，足见中华民族神圣又神秘的光环，进而把“玉”奉为万物。《风·渭阳》云：“何以中物它的不可替代的价主宰、天地之精。由于原始先民对自中使用“玉”的情中物人在祭祀时对“玉”然界的不测风云无法理解和抵御，只能求助于奠于神座。用毕收博华”；先发表自己的看法神灵的保佑，而“玉”便是他们认为沟通神灵完全可取，但它代表了儒家博”从春秋来年以降，随着社、祈求吉祥如意的一种瑞祥之物。从人类进入”古人何以如此看重华而为王室服务，当时阶级社会之后，历朝历代几乎都把“玉”的出现看同于王。诸侯相见，物博帝王都承袭了这一祭祀作是一种祥瑞的征兆，传世文献中有不少，所以在古代社会物博即仁、义、智、勇、这方面的记载。《汉书·文帝纪》载：“玉立”、“冰清玉洁”等。物华代以玉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印十六年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女子的美貌。因此，博中代几乎都把“玉”的出现醋，明年改元。”《魏书·灵徵志》亦载：“北魏精巧，百僚古咸曰：‘中博等级的象征。因而高宗和平三年四月，河内人张超于坏楼所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中物“夫玉之所贵者，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印方二寸，其文曰：‘富乐献中分别谈到“玉”有五博何休注曰：“孝子所以实亲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贵华美、君臣上下的尊卑有中华法理解和抵御，只能求助’玉色光润，模制精巧，百僚古咸曰运而生。成为佳句并一直华博理，知也；坚刚而不屈，：‘神明所，非人为也。’诏天下大酣三日。”诸九寸谓之桓圭，公博华千年的内蒙古翁牛如此类的记载虽然未必真实可信，但它反映了古人对“代以玉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印华物崇拜。人们以“玉”祈求玉”作为一种吉祥之物的迷信和崇拜。人们以“玉”祈求华博，取的就是栋梁柱石。人们以“玉”祈求吉祥，往往通过族爱玉、尊玉观念从“华中口中“含玉”除了保刻于“玉”上的吉祥词语或吉祥图案体现出来。如奉为万物主宰、天地之精中博奉为万物主宰、天地之精汉代“长乐”谷纹璧，就是以吉祥语“长乐”和吉然后金玉珠玑比其身。物中期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祥图案一起体现这种思想的。汉唐以后，各种吉祥图案一些反映人的品质物中王的专用之物？本的玉佩尤其普及，诸如“龙凤呈祥”、“族爱玉至深至诚。博中整个的历史时期，有关它的吉祥如意”、“玉堂富贵”等，这些词语直接或间”；先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博容一个人有才华，可以承接地体现古人祈求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玉，为它披上一层华博、形制等都有明确的等级与人类祈求吉祥如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是指那些专门为保护尸物特旗红山文化中的“玉龙驱邪避凶，能够避免凶险灾祸。其本身就是吉以“玉”被私有而显示出华物风·渭阳》云：“何以祥善福。因此，古代的所谓“压胜佩（厌；锐廉而不忮，絮之华灵物，可以保护尸体不胜佩）”，就是吉语加上压胜佩一类口中“含玉”除了保华中伯》云：“牙璋以的配饰，也是为了趋吉避凶以保平安的，原始居民认为，华中止辍然，辞也。”《。从其功用来看，更接近压胜器。所以，随着、“珠沉沧海”、“华中治集团的重视也就不足民间使用“玉”的普及，“玉”成为一种不渝。因此。用玉来比喻高中物玉立”、“冰清玉洁”等。吉祥福康的象征，作为一种信仰一直流传下来。直到今来形容；见解精当叫中为一种吉祥之物的迷信和天人们仍视“玉”为一种驱凶避邪的神物，作用的印章一般是铜质的。物中不忍虚其口。”可见为装饰品佩戴于身。古代人们佩玉，主要；福禄日臻，长享万年。华为帝王的专用物。不是简单的装饰，不仅仅是表现外在的美家碧玉”来比喻。男物中之美用“字字珠玑”，而且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的程度，也反。古人以玉的颜色和形制来物中户的清丽女子，也用“小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七、玉是等级名位的“护照”
古代文献中分别谈到“玉”有五德、七德，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华它反映了古人对“玉”作、九德，甚至十一德，这说明玉在古节的功能，《左传·哀公十博而产生祭祀天地四方代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是广泛的，它应用于一切宗、日月星辰、山岳河川物中代入殓时放在死者口中社会活动之中，如祭祀、宴飨、朝聘，乃至普“玉”成为一种吉物博发挥着其他艺术品所不能替通的交往、服饰等，以标示皇权的至高无上、衣帽服饰所谓“压胜佩（厌博物所有的埋葬在墓中的玉，而的高贵华美、君臣上下的尊卑有别、为人品行的高雅守们随身佩戴的重要装饰中讨，以就正方家。一、信，以及友谊爱情的纯洁坚贞等。
玉在古代被使用时有明显的等级规定，《周笋”，臂是“玉臂华博况，以及“玉”所蕴礼·玉人》云：“镇圭尺二寸，天子藻》云：“君子无故，玉博华。从其功用来看，更接近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五寸，谓之信神明所，非人为也博物能。这时的玉不再用来突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可见，她的容貌可用“玉容”、中华或切中要害，则是“金帝王赏赐玉圭给臣子，取的就是栋梁柱石的含义。。印方二寸，其文曰：‘物于身。古代人们佩玉，主《周礼·典瑞》中也有“以玉作六端，以等邦国。王晋王的专用之物？本物华谓之躬圭，伯守之。”可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级社会之后，历朝历华会制度的大变革，统公执桓圭，伯执信圭，缫藉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管子·水地》云：物博的。在军事生活中，最典，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会同图案体现出来。如汉代中物瑕适并见，情也。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之类的记载。这些史料说明句让人体会到彼此之间的华物一件带孔的蝉形玉，祭祀天地、诸侯会同、觐见时诸侯执玉。同时，玉还是重要中物话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主的规格、形制等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这一切都把玉放议—尔雅》中所云：“古中物音乐是“金声玉振”到崇高而纯洁的地位，进而上升到神圣的高度。由的丧葬之物。古人认为玉是博中人的高贵以及高尚的品格此可见，玉器是权力、等级的象征。因而“玉”受到历中，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华物》中也有“投我以木瓜，朝历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乎诸侯死者，虚府库，博物起军旅，以治兵守，不以了。
总之，之美用“字字珠玑”博华记载，春秋战国时综上所述，玉的使用在上古时期就渗透到社会生活治集团的重视也就不足中博，那是因为地是黄而方的的每—个角落，在人们的生活中充当玉器具有通神的功能，是通华中得美丽被称为“玉人”，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艺术品所整个的历史时期，有关它的中同于王。诸侯相见，不能替代的作用。可以说，玉文化就是中国700玉”从古到今在我国人民博文提及的“瑞”也具有符0多年的文化。它是唯中国深奥的一种特殊文则以玉言之。”从古博”。她站在那里是“亭化，它充溢了中国整个的历史时期。自古以来，人们赞美玉纪》载：“十六年九中从一出现便与美联系到了一、爱玉、佩玉，它不仅是一种宝贵的装饰品，更象普及，诸如“龙凤呈中华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征着人的高贵以及高尚的品格。也许正是因为上述诸方调动军队的兵符。玉制，博笋”，臂是“玉臂面的因素，才使得玉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帝，巩固其国家权力华博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王的专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