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总局、省局、市局党委先后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税务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了重点安排部署。县局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重点依托党委中心组学习、党支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等载体扎实开展了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不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根据县局党史学习教育有关安排，由我讲一次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下面，我结合红色税收发展历程，跟大家交流共勉。
　　一、沿着党史追忆红色税收发展的曲折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红色地标”串联起来的，从嘉兴到长沙，从瑞金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平，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一路艰苦奋斗、筚路蓝缕，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税收，作为红色政权的财政支撑、经济命脉，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象征和标志，也伴随中国革命的推进，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各地区自理到全国统一的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成为主导军事政治的基础性条件，甚至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决定因素。回顾红色税收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从1921年至1949年，伴随着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壮大，红色税收大致经历了提出税收主张，初建红色税制，探索税收实践，统一全国税制四个发展阶段。
　　（一）提出税收主张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注意税收制度的改革问题。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针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首次提出“废除丁漕等重税”“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等税”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的最早税收主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随着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同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红色政权建立后，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战斗、发展、壮大需要财政作支撑。此时的税收性质，更多是组织革命经费的财政手段。毛泽东同志要求工农革命军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随着革命不断深入，“打土豪、分田地”的粗放型财政政策不足以成为有远大报负政党的长远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到：“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税收的办法筹措军费。”事实上，中央苏区已经在税收方面做了尝试。1928年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提出，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土地税的税率，依照情形分为15%、10%、5%三等，以15%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一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可以分别适用10%、5%两种。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况时，得呈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这种具有弹性和人文关怀的税收政策，最大程度保护了农民利益，是红色政权税收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
　　（二）初建红色税制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规模较大的根据地之一，其税收制度是在打破国民党时代的田赋和苛捐杂税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建立起来的，是对建立新税收制度的初步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边区领导和发动了黄麻起义、商城起义等，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创建了三支工农红军，迎来了“土地革命”的新生面。广大人民群众杀土豪捉劣绅，开展抗粮、抗税、抗捐、抗租、抗债等五抗运动。根据地里国民党反动派被摧毁，苛捐杂税被扫除一空。旧的税收制度被废除，新的制度在孕育产生。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建立，产生了鄂豫皖边工农民主政权。随着根据地工、农、商等经济建设事业逐步走上复兴和健康发展轨迹，根据地的政权和法制建设也日趋完备，人民群众的生活有所改善。“鄂豫皖苏区由于斗争的加深与工作的扩大，打土豪已不能供给苏维埃政府的需要”，所以要“把财政来源建立到累进税的征收上面去”。这说明，建立新的税收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条件是完全成熟的。1930年，鄂豫皖边特委就征收累进税问题发布《通告》，对什么是累进税？为什么要实行统一累进税？对怎样征收累进税作了系统说明，并规定了累进税率和实施办法。虽然这个文件只限于对农业税的征收，对商业如何征收尚未明确，但《通告》的公布，标志着鄂豫皖苏区人民税收制度的开始建立，使财政收入逐步走向正规化、科学化。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颁布商业累进税的规定，明确佣金、营业额、货物进口贸易、烟酒等奢侈类物品、集体性质的消费合作社作为商业累进税的征收对象。商业累进税的征收为革命根据地扩大了财政来源。根据地鼎盛时期，通过税收组织的收入占根据地财政收入40%以上，在保证日常办公和作战需要的同时，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随着税收工作需要，鄂豫皖苏区成立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各县设立分局，逐步建立起税务管理机构。当时，时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的沈泽民同志（中国现代文坛巨匠矛盾的弟弟）草拟了税务局组织大纲、商业累进税及商务工作草案，进一步完善苏区累进税制度和税务局组织体系的建设。
　　1931年1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农业税、商业税、工业税成为三大征收税种。
　　（三）探索税收实践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历时14年。对中国人民而言，这是一场抵抗侵略、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一个在多方角力的高度复杂环境下，战胜强敌、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壮大了自己的武装，而且在更广阔的地域、更复杂的环境里，实践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权建设思想。其中，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和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对保持供给、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精兵简政政策。精兵简政是在敌后根据地日渐缩小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中共在“鱼大水小”的情况下，为克服抗日根据地严重的财力困难、维系抗战局面，主动提出的精简机关、休养生息的应对之策，涉及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及相关事务的整顿。比如，“精兵”方面，既有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等不同层级的精兵建设，亦有边区、行署、县、区、村等不同层级机关的精简。“简政”方面，既有淘汰减少文牍现象，繁冗事务，亦有加强政事、提升干部质量等改进举措。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一次比一次严格、彻底，最终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有效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2.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收入减少70%以上，人民生活困难，物资、军需严重缺乏。作为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的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甚至吃粮也很难。为解决危机，扭转困难局面，坚持持久抗战，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以“发展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以发展手工业及与农业相适应的副业为辅”为方针，指导边区军民不仅开荒种地，种粮、种菜、栽树、养猪，发展农业，还白手起家创办纺织厂、兵工厂、造纸厂、火柴厂等小型工厂发展经济，畜牧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大生产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同志开垦了一块菜地；朱德同志组织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在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任弼时同志夺得第一名，周恩来同志被评为纺线能手。
　　经过几年努力，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机关实现了部分自给，有的自给部分已超过了取之于民的部分。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还做到了“耕一余一”。总的来看，通过这场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基本达到自给自足，财政逐渐好转，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财政税收工作。抗日战争初期，从1937年至1940年，边区政府先后颁布《征收条例》《征收救国公粮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税收条例》等税收制度，开始了边区农业税的征收，规定征收食盐、皮毛、烟酒等七项税收，还规定了征收办法、税率及偷税的处理。其中，盐税是边区工商税中征收最早、又是极其重要的税种。1936年，毛泽民同志（毛泽东的弟弟）领导中央经济工作团赶赴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开展经济工作。独具慧眼的毛泽民同志意识到“盐就是钱”，他提出积极开发定边和盐池盐业的经济计划，成立新的盐务局，采取新的盐税政策，有力促进盐业生产和食盐贸易，给边区政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盐税收入为1868.5元，几乎占边区税收收入的100%。盐税也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央第一财政”。1938年，盐税收入猛增至4.9万元，为边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成立，归财政厅领导，边区税收机制初步形成。
　　1941年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协款（含国民政府拨款、侨款、馈赠等）断绝，国民党加紧对边区政治经济的封锁，边区财政骤然吃紧。边区政府将财政工作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全力发展边区经济。在税收制度上，边区政府完善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例》《陕甘宁边区营业税修正暂行条例》等一批税收制度，在同一累进、公平合理负担原则的指导下，详细规定了各税种的税则、税率、报税、查验及奖惩办法。在组织机构上，制定实施了《陕甘宁边区各级税务局、所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各级税务机关税款报解规则》等一批工作规则，明确了税务机构实行四级建制与垂直管理，即边区财政厅所在地设税务总局，分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设税务分局，各县重镇要口设税务所，各级税务局、所均受上级税务机构领导及当地行政长官监督。自此，边区税务机构框架基本定型，职责、制度、规章、条例也快速完善。从1941年开始，边区除税务总局之外，税务分局和县局已经有34个，税务所102个，税务人员增加到400余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军民多年的共同努力，抗日根据地的税收情况面貌一新：税收收入增加，税收结构更加合理，并且具备了实行一些复杂经济行为的能力。比如，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合理负担”摊款发展到采用“统一累进税”，税收制度越来越健全、越来越精细，既考虑了发展，也确保了公正。又如，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之间已经可以进行跨地域、跨年度的大规模资金和物资调动。实现了自立更生的根据地，其自身造血功能得到极大增强，各个根据地的经济水平和财政能力都得到极大提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展开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中，自身力量也得到空前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抗日根据地19块，人口近1亿。
　　（四）统一全国税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战场的转移，中国共产党有条不紊地建立起新的经济、财政和税收制度。
　　1.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土地所有制，正是这种矛盾的经济基础和直接体现。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其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绝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方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实施，迅速形成土改热潮。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2/3的地方已基本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制度的改革，让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为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解放区人民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据统计，仅为支持淮海战役，动员民工累计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同志曾深情并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2.东北税收制度的发展。由于东北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工业发达，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后，东北解放区先后成立各级民主政府，人民税收工作发展很快。东北民主政权建立初期，采取废除苛捐杂税，沿用部分旧税制，开征新税措施。但各省各地自订税则征税，税制极不统一。1947年2月，东北税务总局成立，发布《关于1947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规定“实行一物一税制，取消各自为政的重复税卡”。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按照税种制定相应的单行税制，从而取代综合性税则，实现了税收统一，在税收制度沿革中又前进了一步。主持东北地区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事后说，他正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到税收的重要作用。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他写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3.全国税政的统一。随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提上日程。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税收工作重点也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时期，迅速而顺利地接管大中城市的税收实践，为以后顺利平稳恢复和发展经济，建立新的经济、财政和税收制度打下基础。比如，接管上海后，陈毅同志、粟裕同志签署发布的上海市军管会布告，明确宣告：“现上海已获解放，原国民党各税务机关业经本会经管，一切财政收入均转为人民服务，性质上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争取全国胜利，任务至重，值此解放伊始，原有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希各界人民照旧缴纳，勿得逃避。至于国民党原订税率不合理之处，俟秩序安定，本会即根据发展生产之原则，修订新办法实施。”在随后上海的经济斗争中，陈云同志指挥了“两白一黑”战役，控制了物价；顾准同志用税收手段收回了外国资本在上海的资产，实行税收管理员制度保证了收入……共产党人很快进入角色，开始建设新中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11月，政务院指示，以此前已经分批进驻北平南兵马司一号办公的华北税务总局为基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1950年1月，以解放区税制为基础，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的通令，颁布《全国税政要则》，统一了全国税政。至此，新中国已经建立，全国税收工作翻开新的篇章。
　　二、对现代税收发展的启示
　　以史为镜，温故知新。从红色税收的发展脉络来看，不管是早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税收制度探索，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财税思想，制定的一系列财税方针、政策和制度，在内外交困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既发展了地区经济，也保障了革命供给，对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财税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的一些精辟理论和丰富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红色税收伴随中国革命进程，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所赋予的艰巨使命，但它始终坚持把减轻人民负担和帮助人民发展经济作为税收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甘肃考察工作时提到：“我们党在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活动，建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和军队得到了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和核心要义。税收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税务部门既是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和经济管理部门，同时也是联系纳税人缴费人的桥梁与窗口。当前，不论是落实落细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持续打好征管方式转型升级攻坚战，全面提升税收现代化水平，还是认真组织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深入落实10个方面30类100项办税缴费便利化措施，都是为了不断增强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与幸福感。我们要厚植为民情怀，将“为人民服务”贯穿税收工作全过程，坚持纳税人缴费人所盼，用税务人的辛苦指数换取纳税人缴费人的便利指数、幸福指数，着力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积极服务大局、服务相关部门、服务市场主体，为税收工作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公平与效率“伴奏”下共享获得感
　　公平与效率是税收的两大原则，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统一体。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个人所得税为例，2018年10月1日和2019年1月1日，我国分两步实施了新中国历史上覆盖面最广、力度最大、以减税为主题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这次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眼解决原来个人所得税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实现了很多突破性进展。在此次个税改革中，一方面注重统筹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坚持让中低收入劳动者获益更多的导向，大幅拉大了综合所得20%以下各档次税率级距和生产经营所得税率级距，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劳动者的税负。同时保持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维持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变，符合我国“调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基本方针。另一方面，兼顾增长效率的需要，统筹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境内所得与境外所得的税负平衡，保持我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参考多数国家对资本所得采用比例税率的惯例，保持对股息红利、财产转让等资本所得20%的比例税率不变，使我国对资本所得的征税水平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基本相当，释放稳定投资预期的积极信号。
　　（三）税收征管改革是与时俱进、持续优化的进程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这次改革并不是一个新工作，而是有历史背景和渊源的，无论是边区财税工作中采取的“精兵简政”政策，还是2017年总局关于转变税收征管方式、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的相关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改革都是一脉相承、持续优化并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内涵。两办《意见》既是一场顺应数字化趋势深入推进以数据为核心的技术变革，是顺应民生期盼深入推进以需求为导向的业务变革，也是顺应征管现状深入推进以提高岗责效能为目标的组织变革。此次改革技术含金量高、内容针对性强、涉及环节广泛，对税务人和纳税人缴费人影响深远，我们要积极深入学习并严格贯彻落实，在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中做出新成效、谱写新篇章！
　　一是要坚持思想革新，充分吃透改革的核心要义。此次改革是税收征管从合作、合并到合成的重大突破。不仅是执法、服务、监管的系统优化，更是业务流程、制度规范、信息技术、数据要素、岗责体系的一体化融合升级，全面彰显了党中央循序渐进、第次推进改革的政治智慧；此次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应纳税人缴费人期盼所部署实施的重大民心工程。聚焦解决纳税人缴费人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推出一系列优质高效智能、利企便民惠民的措施，推动税收服务、执法和监管深度融合，突出需求响应更加及时、服务更加智能化个性化、营商环境更加优化、自然人税费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四个特点，不断提高社会满意度，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此次改革要实现税收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的重大赋能式聚变。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建成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此次改革是从渐进式到体系性集成的重大革新。《意见》共涉及6方面、24类重点任务、100项改革措施，将推动税务执法、服务、监管的理念和方式手段等各方面全景式、突破性变革，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提能提质提效，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
　　二是要坚持目标锚定，充分认清改革的目标任务。此次改革要构建“四大体系”、实现“四大转变”。建成“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要追究、全过程强智控”的税务执法新体系，实现从经验式执法向科学精确执法转变；建成“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税费服务新体系，实现从无差别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转变；建成“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风险”监管为基础的税务监管新体系，实现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建成“党政领导、税务主责、部门协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国际合作”的税收共治新体系，实现从税务部门主导向各方协同精诚共治转变。通过“四大转变”，来建设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全方位提高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能力，进而在更深层次上，大幅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明显降低征纳成本，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要坚持突出重点，充分把握改革的着力举措。“治税有深度”，数据赋能更有效。要深刻领会《意见》聚焦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创新引擎作用，把“以数治税”理念贯穿税收征管全过程的部署安排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税务，稳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深化税收大数据共享应用，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实现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智慧化；“执法有精度”，税务执法更精确。要深刻理解《意见》健全执法制度机制、把握税务执法时度效的核心要义，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运用法治思维，优化创新行政执法方式，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强化税务执法区域协同和内部控制监督，提高税务执法的统一性、规范性、精确度；“服务有温度”，税费服务更精细。要深刻认识《意见》大力推行优质高效智能税费服务的重要意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纳税人缴费人的服务需求。切实做到税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有效减轻办税缴费负担，全面改进办税缴费方式，积极推行智能型个性化服务，维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确保税费服务具有实效性、便利性、精细性，持续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监管有力度”，税务监管更精准。要深刻把握《意见》对管出公平、管出质量的部署要求，实施科学精准的税务监管。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型常态化监管机制，通过信用惩戒激励和事前事中防控引导纳税人自我遵从，在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和监管上倾斜力度，实现精准识别风险、精准投放资源、精准风险应对，坚决遏制和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实现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监管效能最大化；“合作有宽度”，税收共治更精诚。要深刻认识《意见》进一步拓展税收共治格局的重要作用，深化税收征管改革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配合和保障。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突出制度化、机制化、信息化，进一步做实做精部门协作、社会协同、税收司法保障和国际税收合作，凝聚更大合力和依法诚信纳税意识，为税收工作提供强大支撑；“保障有厚度”，组织保障更有力。要深刻理解《意见》进一步激发税务干部活力动力的精神实质，着眼新使命新职责，优化征管职责和力量，加强征管能力建设，改进提升绩效考评，促进各层级各部门职责优化、提高干部队伍依法履职能力，为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同志们，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宏伟的税收改革画卷已经铺开，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局党委和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党史学习好，把税史总结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爱税，朝着“十四五”期间“实现与xx建设xx相适应的新发展阶段税收现代化，奋力打造‘全市领先、全省一流’基层税务局”的目标砥砺前行！(y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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