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街道为例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国理政社会化的关键方式。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明确提出。习近平在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了2020年到2035年我国社会治理的建设目标，即“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就是重新塑造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逐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加快社会治理的创新和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协同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习近平指出要将杜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增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地涌现出一些新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如村级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议事会议以及城区街道的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等，这些新的自治模式创新拥有新生的内生力和治理效能价值。基层治理创新，不仅仅意味着基层民主的发展，也与我国基层治理制度的重建密切相关。
**街道作为**中心城区，区域面积**平方公里，拥有常住人口**万，下辖**个行政村和**个城市社区，拥有建成小区**个、在建及近期拟建小区**余个，学校**所（其中高校**所、职高**所、民办幼儿园**所）。建有**等4个工业小区，现有生产企业**家（其中规上企业**家）。面对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镇街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之一。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创新研究视角。对于基层社会自治模式创新，它们已经获得现实存在，但由于旧有的制度格局等因素，导致它们的功能与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何进一步引导这些具有治理意义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正确、健康有效地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实践性的治理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关注点。目前，我们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认知还比较匮乏，整体来说理论还落后于实践。因此，本文聚焦镇街社会治理创新路径探究，是对研究视角的一种创新。
第二，回应时代主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实施。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已经成为一大重要的时代主题，本文意图从镇街基层角度出发，探寻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以期得出这一时代主题视域下镇街应当践行的社会治理有效道路。
2.实践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高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公信力。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不仅会引发更深的社会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动荡。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建设水平的高低、社会治理能力的强弱，是衡量和检验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镇街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有利于提升党在基层的威信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有利于引导基层地方政府转变理念，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旨在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思想将中国社会治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基层地方政府实现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从而真正重视和引导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摆脱无限政府的束缚，建设服务型有限政府。
第三，有利于夯实新形势下的民意基础，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对镇街社会治理创新路径进行探究，有利于更深刻地把握社会治理规律，其理论成果既可以服务于民生，又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最终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存在问题
（一）社会共治队伍建设不优
一是整体水平不高。镇街社会共治队伍包括政府、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治队伍人员整体素质层次不齐，尤其是企业、市场、社会组织等主体普遍对于社会治理相关的概念和治理采取的具体举措在思想认识上了解不深、掌握不透，使得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基本路线把握不到位，容易产生各方面问题。二是老龄趋势凸显。社会共治队伍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年轻力量偏少，整体队伍年龄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诸如志愿服务队伍等社会组织中大部分成员均为兼职参与者，而其中年轻人工作较忙，参与时间不够、热情不高，志愿服务队伍出现平均年龄较大的现状。年轻人具有精力充沛、思维活跃、行动力强等特点，从这个角度说，社会共治队伍平均年龄高不利于治理成效的更好发挥。三是规章制度不全。针对队伍成员行为以及整体队伍建设各方面的具体规范亟待完善甚至尚处于空白阶段，“有法可依”才能“有法必依”，制度章程的缺失使得社会共治队伍成员在治理实践中缺乏具体的行为导向，因而存有权力寻租、自律缺失等风险。
（二）空间资源产出效益不高
一是陷入用地瓶颈。**街道作为**主城区，区域面积仅**平方公里，其中农用地1010.1亩、建设用地8420.3亩、其他土地3470亩，共有常住人口约7.2万人。在经过大拆大整后，辖区剩余空间资源已极其有限，呈现出人口密度高、可整体开发利用资源少的特点。镇街空间主要服务于居住人口使用，在先天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尤其经过大拆大整后，拆后用地主要用于房地产投资建设，用于其他娱乐商业服务设置建设用地很少，用地瓶颈凸显。二是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由于在税收优惠、金融成本等深层次上支持不足，部分项目存在土地性质、运营时限、临时建筑建设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导致作为激活空间资源产出效益主力军的企业和人才大量外流，削弱了空间资源效益产出的重要基础。三是边角资源未综合利用。镇街空间资源本身极为有限，整体性完整性较强的资源被优先利用后，剩余资源分散且零碎，如何进行整合再利用成为一大难题。就现实情况来看，对于边角资源的综合利用，存在整体性规划不足、资金等方面支持不够等问题。
（三）多元治理创新理念不足
一是创新观念不新。多元共治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意味着“小政府、强政府、大社会”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迈入新时代，镇街基层的发展面貌也焕然一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镇街多元治理的创新观念却没有与时俱进更新，存在滞后现象。二是创新思维不活。上级的思想指示是基于宏观大局的判断和思考，作为“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镇街，在个别复杂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上，没有能够充分运用灵活变通的思维，结合自身实际有效处理，使得最终结果虽差强人意，但仍存在更优的解决方案。三是创新动力不强。当前镇街政府、市场各类主体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电子信息技术支撑和现代化创新平台支持不够，导致创新空间有限、创新动力不足。
三、本地做法
（一）有“人”管事
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开展社会治理是远远不够的，**街道通过深化“协同化治理”改革、实现“红色管家”全域覆盖、探索“全民参与”体系三方面举措，来解决缺人管事的问题。
1.深化“协同化治理”改革，推进镇街治理高效运行。
一是以高效协同理念，突破各自为政局面。在2019年街道开展机构改革成立“五办六中心”的基础上组建“六大模块”、“三大片区”、“三类专班”，其中“六大模块”全面统筹镇街事务，实行条抓块统、协同运行；“三大片区”变主要领导大包大揽为“主要领导总揽、片长包揽”，增强片区自治功能；“三类专班”围绕镇街中心工作实行灵活撤建、集中攻坚。打破各科室、各网格存在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治理现象，破而后立，以优化运行结构来优化管理功能，实现机构运行的严丝合缝、高效畅通。二是以改革破题手段，做好权责一致文章。在前期“四个平台”部门力量下沉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统筹现有执法资源和力量，建立部门站所执法信息、力量和资源共享机制。将专班作为“协同化治理”的补充力量，专项工作、重点工程、改革项目等跨模块、跨层级的重点工作任务由专班负责实施，根据思想上统一、人员上统筹，定子项目、分小组破题的“统分原则”，明确运行模式。三是以唯实唯先团队文化，营造比学赶超氛围。面向在编干部，制定“协同化治理”绩效考核办法，综合考虑岗位分数、网格难度系数、所承接考绩任务排名、参加专班攻坚成效等因素，每季度开展述职晾晒、考评公示。面向编外人员，制定编外用工管理考核办法，推行工作积分、末位淘汰等机制，全面激发编外人员工作活力。
2.实现“红色管家”全域覆盖，构建镇街治理新兴格局。
一是建强机制，创新管理服务模式。深化“3*3+X”小区治理服务模式，即“社区党组织+居委会+议事监督委员会、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监督委员会、物业党组织+项目部+廉政部”三级组织架构，实现党建共商、事务共管、难题共解、活动共办。率全市之先研究制定街道级物业管理宝典《红色管家配套组织工作手册》，严格按照“先党组织，后业委会、监委会”的选举规范流程指导小区自建自治组织。创新出台红色管家“一单九制”管理办法，从规范选举、共商联议、监督履职等方面制定标准，并将辖区联建房、非封闭式小区等物业失管漏管地带一并纳入“红色管家”管理。二是化整为零，延伸基层工作触角。实施住宅小区业委会、物业竞赛考评机制，并将考评结果纳入竞赛“红黑榜”公示。在镇街“协同化治理”改革试点基础上，引入街道、社区、小区三级协同理念，捆绑街道、社区、物业、小区自治组织、业主等五方主体责任，实现“一般事务小区自治、复杂事项社区协助、重大事件街道指导”的三级联动局面。三是示范引领，提高居民自治能力。围绕小区党员组织关系不顺、党组织决议缺乏效力等问题，将原先组建的小区拓展型党支部转为实体型党支部。目前，已成立实体型党支部23个，预计12月前实现全覆盖。把红色阵地从社区再下沉一级，结合居民需求设置党建书屋、百姓议事厅、人才驿站等功能室，实行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监委会、物业公司就近集中办公，并由党员志愿者进行常态化管理，让居民“不下楼栋、不出小区”享受服务。
3.探索“全民参与”体系，塑造镇街治理良好生态。
一是开展全民大巡防，发挥社会协同优势。积极探索创新群防群治工作，成立全民参与平安大巡防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传统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的优势和市场机制、志愿机制的激励作用，广泛动员党员干部、广大群众、群团组织、企业、商铺等社会力量参与平安巡防。截至目前，以“平安联盟”APP为依托实名注册登记志愿者人数共5512人，巡防足迹遍布各条街巷、各个角落，群众安全感和满意率大幅提升。二是推选楼栋（梯）长，打通基层治理最小单元。在各个小区逐幢推选出“每个楼栋”的“楼栋（梯）长”，发挥“楼栋（梯）长”最熟悉邻里情况的优势，清楚掌控每家每户人员基本信息和流动情况，当好落实镇街防疫闲事婆、和事佬，将基层社会治理最小单元从小区变为楼栋。三是搭建微信干部连心桥，走出治理新路子。做深做细街道、村社、小区三级工作网络“后半篇”文章，依托微信平台构建“街道集成指挥、村社一体两翼、片区多元共治”三级微信群，即街道本级群，科室站所、村社二级群，网格、楼幢三级群，截至目前，创建“连心桥”系列三级群共297个，共计群成员约1.1万人，遍布辖区各行各业，畅通回应社会关切渠道，实现“连心桥”微信宣传全域覆盖。经测试，紧急信息在三级微信群中传递最快仅需15秒，普通信息30分钟内即可传达到辖区每位居民。
（二）有“钱”办事
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街道通过积极开展招商引税、激活全域空间利用、依托资源带动城市运营三方面举措，来解决缺钱办事的问题。
1.积极开展招商引税，吸纳资金投入治理。
围绕六大重点行业及**地域特点和发展前景，创新研制《**街道招商宝典》，涵盖项目简介、布局规划、优惠政策等，明确招商方向，放大亮点、扩大效应。结合五类行业整治、低效用地整治和亩均综合评价等，列出“当季闲置厂房清单”和“下季腾退厂房清单”，借助商会活动、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平台进行信息动态共享，变“专员招商”为“全员招商”。此外，出台《**街道营商十条措施》，挂帅领导亲自率队与意向企业对接洽谈，做好服务跟进，解决企业融资难、招工难等难题。根据**地域特点，积极谋划“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引进**等企业总部落户，先后打造浩丰建筑科技产业园等2个建筑产业园，带回大量建筑业税收。
2.激活全域空间利用，整合提升综合效益。
对城中村改造后的剩余空地重新整理、分类编制，利用4000余平方米闲置地建成新能源加油站。将街道16处剩余房源等闲置固定资产统筹用于出租创收。此外，聚焦“月光经济”培育，推进**美食文化街区打造，形成“一街一园”格局，同步配套完成4.4万平方米的垟中大型综合停车场和半塘河河滨游步道工程，打通了**至**最便捷的通道，将原来3.3公里路程缩至0.3公里，为群众带来更便利的游玩用餐体验，进一步扩大街区整体辐射范围。融合新餐饮上下游产业链，在**孵化打造餐饮品牌体验、研发、供应一体化的**新餐饮总部园，让美食经济增强区域辐射和人才集聚效应，营造宜商、宜业、宜居的城市发展新中心。此外，计划投资近**千万元，将**的一家旧厂房进行改造，引进全市面积最大的网红摄影基地孵化园落户，将填补**实体网红经济市场短板。
3.依托资源充分挖掘，带动城市高效运营。
在近年财政吃紧的情况下，改变传统工作思维模式，变花钱管理城市为赚钱经营城市。依托**，吸引经营主体打造“花海”景观，既美化环境，又解决周边农田垃圾偷倒问题。统一收回由村老协、社会人员“乱搭建”的一处约400平方米空地建成停车场，每年租金可达**余万。依托人文资源，探索拓展校地合作空间，将**学校深厚的科研背景、技术实力和人才资源与**的特色优势相结合，联合培育打造新餐饮总部园、小蜗农庄、大学生“创业集市”等项目，利用校地资源优势形成互利共赢模式。此外，还将在文化广场探索打造可供市民休息驻足的“最美公厕”，共2层140平方米，其中约60平方米用于共享使用，作为日常品茶看报的休闲场所，24小时对外开放，形成“一厕一景”地标。
（三）有“情”理事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各类实际问题，为人民办实事。**街道通过持续推进全民教育、重视体育文化发展、加强综合环境整治三方面举措，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打造更优生活环境。
1.持续推进全民教育，逐步打响特色品牌。
一方面，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力度。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逐步打响“学在**”品牌。率全区之先成立奖教奖学教育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激励优秀师生。争取到爱心企业、各村社、社会团体以及广大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累计募集奖教奖学金约**万元，并将不断扩大奖励基金的使用和发放覆盖面。另一方面，实现教育资源有新突破。在办好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教育资源优先向婴幼儿、老年延伸。打造面积约2000㎡的综合性社区学校，另设市级百姓健身房、农家书屋、舞蹈室、电子阅览室等多个功能室。通过以“**之家”为主阵地的老年教育基地和以平安宣教为主题的平安教育馆、安全文化主题公园，丰富教育资源网络。立足“一校一品牌”创建“社区词场”、“音舞学堂”等特色项目，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2.重视体育文化发展，满足人民精神需要。
一方面，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下辖**个行政村和**个城市社区，现有住宅小区**个，经过对所有村集体资产和公建配套设施的充分排摸，发现仍存在空置和浪费现象。基于文化、养老、教育等综合考虑，利用这部分场地优先打造了实体化综合文化服务大楼、城市书房等。将辖区内的**个滨水公园赋予新的功能，融入平安、法治、清廉、扫黄打非等元素，打造成多功能主题公园，让居民在休闲放松的同时感受文化熏陶。以市树千年古榕为亮点，推进**文旅项目打造，形成集生态、文化、休闲为一体的**主题公园。按照“一季一赛事”要求，成功举办摄影比赛、方言文艺作品展演等群众性文化赛事，新瓯社区获评“省级文化示范社区”称号。另一方面，营造更健康的生活氛围。不断完善民生基础设施，打造百姓健身房。将多处高架桥下闲置的封闭空间进行改造提升，打造全年无休的群众公共活动场地，创造了多元的“桥下文化”。近年来，共建成桥下门球场2片、目前在建2片，已达到省级比赛规模要求，并建成公共停车位50余个。
3.加强综合环境整治，打造美丽宜居镇街。
一方面，优化环境卫生管理。以群众最关心、最直观的市容环境问题为突破口，精益求精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门前屋后“环境卫生大清理”。通过综合整治，腾空清理出了一批原来被杂物堆积的公共空间，将此进行优化利用，建成了“垃圾分类房”**个，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创新出台街道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办法》，并将此作为“红色管家”竞赛考评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实行全域市场化保洁。将河道、田园、道路、绿地、背街小巷、城市家具等保洁一体化，有效解决了岸上和水面、绿地和路面保洁推诿问题，让市容保洁更精细、更到位。全面排查摸底辖区店铺、在建工地等情况，建立GIS地图“一店一档”数据库，对占道经营、乱堆放、乱设摊、乱张贴等问题实现全天监控、智能巡逻、精准派单、实时处置。
四、思考建议
（一）树立社会治理新理念
第一，树立风险理念。扩大社会成员对风险的正确反思和鉴别，防范对风险的误读，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引导社会成员提高抵御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降低或减轻风险来临时的恐慌、焦虑，降低风险的危害性。通过新媒体宣传、入户走访等多渠道使广大社会成员关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风险要素，并对使风险放大的潜在要素保持一定警惕性，积极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巩固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同感。第二，树立法治理念。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广度、深度，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利用新媒体等创新传播方式，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影响力。坚持普治并举，变事后被动宣传为事前主动预防，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能力和水平。例如，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团城山街道青龙山社区打造社区律师升级版，社区（村）律师实行每周一值班，每季一讲座，每年一体检，即每周四到村社区值班一次，每季度开展一次普法讲座，每年对本社区（村）开展一次法治体检。第三，树立民主理念。加快培育新的协商民主文化，协商民主制度能够建构起理性解决社会参与诉求、促使社会成员有序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加强民主制度政策宣传，让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时时处处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要以制度作保证，下决心制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可操作性强的制度，让决策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以考核规范落实民主原则，把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纳入党建考核内容、人民群众、舆论监督内容以及党员干部工作作风考核内容，让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就在身边。
（二）构建社会治理新模式
第一，动员社会自治组织参与治理。为自治组织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空间，给其以充分信任，促进社会组织快速成长，更好发挥社会自治组织在化解村社矛盾、满足村社成员的利益需求方面的独特作用。建立完善的村社服务体系，创新村社治理自治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确保村社成员参与治理的制度化，加强村社治理活动的公开化，并接受监督。例如，浙江余姚“道德银行”是一个依托农村社区组织的农村信用体系，通过“道德积分”实现“文明做担保、诚信做抵押”，旨在为具备良好道德表现的常住农户提供无担保、免抵押、低利率的信用贷款机会。在结构上，由市、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三层服务网络为主要架构；积分的评定则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由道德积分管理的三级结构来评定登记，由余姚农村合作银行、公安、财政、税务和工商共同进行联合评审。余姚“道德银行”作为地方普惠金融信贷机制，深刻改变了当地乡村治理面貌。第二，主动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处理好与社会、市场的关系，能放则放、应管尽管，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强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按照政企分开、政社互动的改革要求，科学界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职责任务，将管不好、管不了且适宜于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移交给社会组织，切实解决一些多头治理、分散治理等问题。第三，持续扩大群众参与。进一步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规范有序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引导群众更好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通过宣传教育强化群众的责任意识和自治意识，引导群众在参与中熟悉制度和程序，培养和历练参与技能。同时，将自治工作更多聚焦到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上来。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加强民主监督，全面推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居）务公开。
（三）运用社会治理新手段
第一，主动应用信息化手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有主动应用信息化手段的意识，创新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帮助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建立健全领导组织体系，加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科学合理制定与社会治理创新相适应的实施方案，切实有效建设符合善治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治理要求的电子化行政环境。例如，杭州余杭区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创新土地信息表达方式，结合VR技术、视频等可视化手段，以小程序为载体，创建“读地云”平台，发布三类土地信息，及时发布最新的土地相关资讯，投资商足不出户就能在线看地，确保土地有序高效出让。第二，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当前社会治理领域中出现的不少问题，许多与规章制度缺失有关，必须在健全各类规章制度上下工夫。完善保障人民群众在基层行使民主权利的规章制度，推进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群众集体智慧，做到依法建制、有制可依、按制办事。例如，杭州萧山区河上镇众联村以“和善村民、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煦村庄、和谐社会”为目标，探索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积分评议制度，即被称为“众联60条”的《村民通则》，该村采取“五和众联”做法入选省法治乡村实践优秀案例。第三，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协商制度。落实听证性协商制度，在政策制定、实施和结束过程中遵照需要召开听证会，针对群众关心的情况进行说明，与会代表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建立基层咨询性协商治理制度，区域内的公共事务通过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公告等形式广泛征求群众的建议和意见。例如，安徽省天长市实现民主协商议事“网格化”全覆盖，构建“1+N+X”协商模式。“1”是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负责牵头协商议事;“N”是指村（社区）“两委”成员、村里的乡贤能人等，村（社区）为这些人员建立数据库，每次协商议事根据实际需求从数据库抽调相关人员参加;“X”是指协商事项的利益相关人员。
（四）释放社会治理新效益
第一，延伸经济空间生产效益。合理安排镇街经济空间层级结构，因地制宜制定镇街规划线路，实现经济空间由粗犷式发展向精细化发展转变。充分挖掘镇街经济生产潜在效益，打造特色街区，鼓励招商引资，入驻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品牌效应的商家，带动商贸甚至旅游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由工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先转型升级，进一步拓展经济空间生产效益。第二，重视社会空间生产效益。坚持以市民需求为导向，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遵循空间均衡和人均享有的原则，将公共服务的形式、社会空间服务半径等方面纳入到规划统筹中去。例如，北京市朝阳区变堵为疏，引导小区居民对地下人防工程进行适当改造，用于舞蹈室、图书馆、休闲棋牌室等公益活动场所，既解决人防工程管理顽疾，又可完善小区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通过建立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等方式加大对历史街区、文物古迹等文化空间的保护力度，充分挖掘镇街文化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价值意义，加深市民对镇街文化的认同。第三，增强生态空间生产效益。支持发展和壮大绿色环保产业，打造以“绿色技术”为支撑的生态镇街。转变产业结构发展方式，打造以高新技术、环保绿色产业为引领的镇街产业结构新格局。此外，鼓励大众参与，推行绿色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方面的常态化教育，将生态环保教育与家庭相结合，由家庭扩展至社区，形成完整的生态教育圈。例如，宁波市创新推行“扫码回收+废品换钱”废品处理模式，在小区设置“搭把手”智能回收箱，并相应圈定回收网点，进一步强化细化垃圾分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