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作为公共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治安安全稳定。如何构建体现时代要求，符合公安交管工作特色，与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模式，是公安交管部门必须肩负的重大使命，也是社会治理创新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辖区道路及车辆保有量情况
　　全区总里程xxkm，其中省道xxkm，县道xxkm，乡道xxkm，村道xxkm。目前，辖区机动车保有量约xx辆，其中小型车及货车xx辆，新能源车x辆，校车x辆，摩托车x辆，机动车年增长x%。驾驶员x人，年增长x%。
　　二、全区道路交通安全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特点
　　随着我区2016年撤县划区以来，经济高速发展，汽车社会化时代、城镇化提质发展时代、信息化高速发展时代“三个时代”叠加特征越来越明显，人车路迅猛增长，其矛盾十分尖锐，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存量隐患体量大，新增隐患隐蔽性。当前道路交通已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旧隐患交织叠加，短板交错变化，容易让治理主体思想松懈麻痹、行动迟缓被动。从驾驶人来看，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迁移，农耕文化与城市文明碰撞，与汽车社会交通规则意识、道德文明等不适应，驾驶人侥幸、攀比、好胜等心理作祟，人不让车、车不让人等屡见不鲜，逆向行驶、酒驾、无证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以及行人碰瓷、乘客殴打驾驶人等行为时有发生，乡镇农村道路三轮车违法载人情况依然严峻。从道路来看，内外交通联系加强，区域影响力不断增强，人流物流跨区域交换频次加快，区域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全区道路交通地域性、独特性，路面标识语体文化差异大、道路使用规则标准不统一。区域城市规划建设不合理，冲突点多，道路交通安全脆弱。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点多线长面广，“村村通”硬化路面工程加快，大部分公路等级低、路况差。从车辆来看，高污染、高耗能、高噪音、高事故特征的车辆历史存量大，清零任务重，难管难治，情况复杂。电动三轮车数量庞大、法律标准认定滞后、保险及准驾培训体系缺失。同时，车辆新品种越来越多，安全技术广泛应用，不同类型车辆的安全性能差距大。
　　（二）新业态增长快，监管手段滞后性。信息技术使群众生产生活发生改变，各种工程车、电动车、残疾人轮椅车等新型机器设备广泛应用群众生产生活，拖拉机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以及农机车上路等违法易发高发。外卖、快递、垃圾清运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而群体性职业安全教育缺失，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在共享经济浪潮下，共享单车、网约车、顺风车等共享服务模式兴起，安全监管未同步。
　　（三）道路新形势，重视程度还需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但是，我区绝大多数职能部门、各乡镇对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工作不够重视，工作推动有的仅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没有把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纳入日常重要议事日程，尤其是个别部门对2019年“1.12”“2.2”以及今年“1.26”“3.28”一次死亡3人较大事故的追责处理没有触动反思和高度警醒，加之区目标绩效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考核分值仅为x分，导致部分工作浮于表面，人财物保障不落实，宣传教育的力度、广度、深度严重缺乏，交通参与者对交通行为的风险隐患认识不足，交通行为随意性大，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多发频发，屡禁不止。
　　三、存在的新问题及原因
　　（一）治理工作首末倒置，“外科式”治病灶、“挖墙补漏”现象较突出。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交通安全工作，坚持目标导向，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事故深度调查等机制，预防和化解安全风险的责任体系逐步完善，但是少数基层领导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存在的事故预防“听天命”“赌运气”等错误观念，以结果论效果，忽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一旦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在层层传导压力下，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迅速挖墙找“漏点”，采取“外科手术”方式快速解决病灶，而安全风险隐患系统排查、全面评估、源头追踪依然没有下文，特别是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受财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各地对重点危险路段整治投入不够、力度不大、整治效率低。长此以往个别地区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恶性循环，一个“小漏点”导致交通安全系统发生连锁反应。
　　（二）治理效能层级衰减，“离散式”履职能、“末梢弱化”现象较突出。道路交通安全涉及人、车、路、环境等多种要素，构成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治理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形成政府为主导、部门齐抓共管的根系图谱。但是参与治理主体职能分散、基层基础弱化问题依然突出，治理工作阶段性、运动式较为常见，往往导致治理效能自上而下层级式衰减。一方面参与部门职能分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涉及公安、交通运输、质检、保险等多个职能部门和多个非政府部门。由于不同的要素涉及不同部门事权，其职权职责不够清晰，围绕部门子目标分领域推进，易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等问题，而公安交管部门作为主责部门之一，组织、统筹、协调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基层治理弱化。近年来，农村建立乡镇“交管办”“两站两员”等基层治理单元，受经济下行和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个别地区经费、人员、装备、机制等保障不力，“两站两员”功能和作用被弱化，挂牌空转现象较为突出，导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基础台账模糊，难以全面掌握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加之，乡镇派出所警力不足，乡镇“交管办”专业力量薄弱，缺乏专业化、标准化预防手段和措施，安全预防流于形式。
　　（三）安全隐患注重治标，“分段式”补堤坝、“地上悬河”现象较突出。悬河又称为地上河，黄河不断加固、加高两岸河堤，久而久之形成“地上悬河”现象。从道路交通安全视角来看，“悬河”现象的形成过程与安全管理短板机理形成和发展过程极为类似。一是隐患淤积较厚。受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治理主体更多注重道路交通的规模和速度，而人车路及环境发展协同发展关注不够，安全隐患源头管控不严，预防性措施未落实，历史欠账累积，而末端安全隐患整治投入大，需较长时间消化。与此同时，新型安全隐患不断增多，预防技术和措施不配套，给末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二是事故总量较多。近年来，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死亡人数稳中有降，呈现出下降态势，死亡人数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高居不下，财产损失数量忽多忽少，受伤人数总量忽高忽低，较大及以上事故极易反弹。三是筑坝压力较大。科技应用更新换代快，智慧交管工程不断推进，但是人车路要素不断增长，城市道路交通科学技术创新应用更新快与农村交管信息化程度较低，拉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维度。同时，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基层基础薄弱，监管力量不足，与之相适应的理念、制度、机制等不完善，安全治理效能未最大限度发挥。
　　四、警力缺口较大
　　交警大队现有内设机构x个，其中含综合室、事故中队、特勤中队、车管所和3个辖区勤务中队（直属中队、花荄中队、秀水中队）。实有民辅警共计x人。实有民警x人，含负责人x人、副大队长x人，中层干部x人；党员民警现有x人。平均年龄x岁，平均工龄x年。40岁以下x人，40岁-49岁x人，50岁-55岁x人，55岁-59岁x人。大学x人，大专x人，中专x人。
　　实有辅警xx人，现有辅警编制xx人（实际编制xx人，其中含分局划拨xx人，“交所合一”划拨xx人），缺口xx人。其中男生x人，占比x%，女生x人，占比x%。20—39岁x人，占比x%，40岁—49岁x人，占比x%；50岁以上x人，占比x%。文职或窗口x人，占比x%；勤务、事故x人，占比57%。拥有本科学历的x人，占比x%；大专学历的x人，占比x%；中专学历的x人，占比x%；高中文化及以下的x人，占比x%。辅警待遇较低，近年来辅警流失较大，大队工作经验在3年以上辅警18人，在5年以上辅警8人，其余辅警工作年限均在3年以下。由于辅警更换较快、流失较大，无法形成强悍战斗力，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五、应对策略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按照安全第一、预防在前、平战结合原则，从前、中、远端及突发事件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优化道路交通安全社会治理机制，逐步降低安全风险和事故概率，创造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一）要构建安全文化价值体系和法治保障机制，推动安全责任由个体独担向公众共识、群体共担转变。一是重塑安全价值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结合汽车社会特点，将人的要素放在第一位，充分考虑各方面需求，对交通安全理念、制度、行为、设施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重塑社会共识和交通安全文化价值体系。二是完善安全教育体系。完善全民交通安全教育体系，以交通文明公约、条例及中小学生交通行为规范等方式规范行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规划覆盖全年龄段的公共交通安全教育。针对驾驶人群体，开展从业安全、应急急救、职业道德、心理健康等群体教育，发挥交通安全文化持久熏陶，引导和培育公众交通安全意识，将公共安全责任内化为市民的自觉行为和习惯。三是健全依法治理机制。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强化执法力度，不断完善经常性依法治理工作机制，始终保持对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高压严管态势。同时，加大惩治力度，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将严重交通违法纳入个人诚信体系建设，推动将交通参与者信用等级与保险费率、市场准入、职业准入、贷款消费、税收等鞭策性和激励性措施，增强交通参与者的规则、安全意识。
　　（二）要健全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和精细网格，推动治理机制由分散协调向协同化、一体化转变。一是安全评价多元化。优化平安考核指标，在传统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四项指数”基础上，将评价内容向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专项治理拓展，增加群众对交通安全服务供给的体验和评价，并按权重系数形成“平安指数”，以此体检地区安全整体水平。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清单制管理，将管理政策、法律法规等以清单形式固化，将责任和工作明确落实到各级道安委成员单位，实行照单履责、按单管理、照单追责。配套安全生产议题收集、领导干部到场制、隐患挂牌督办、事故深度调查、绩效评价等机制，推动党政领导及相关部门、行业、企业整改问题，实现交通安全治理由“结果化”管理向“过程化”服务转变。二是治理平台扁平化。针对传统多部门、多层级条线治理模式，综合协调难、反应周期长、效率低问题，搭建道路交通安全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等“一体化”平台，以安全体检为内容，引导各类企业、协会、志愿者、群众等融入“一体化”平台，并督促多方治理主体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参与交通安全治理。三是基层基础网格化。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和社会协同治理原则，大力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专业化+社会化”专群结合治理模式，让神经末梢敏感、广延。针对区县财政保障乏力，劝导员队伍来源复杂等问题，整合“两站两员”职能、经费、考核，建立交通安全管理专职队伍“网格化”体系，并将“网格”与党建、队建融合共建，与村社、企业、志愿者、群众等融入共治，形成以党建引领、网格为基础、警民融洽的多元治理体系。
　　（三）要拧紧交通安全源头阀门和严把预防关，推动事故预防由后端治理向全过程、全要素治理转变。一是把牢源头关。结合市域特点，在道路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等环节强化全过程、全链条安全理念，科学编制区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制定道路安全技术标准，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严格执行安全设施与道路建设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加强电动自行车行业管理和政策引导，制定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处置政策措施，逐步解决在用超标电动车问题。二是把牢预控关。制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标准，完善风险隐患信息共享、识别、评价、共治等机制，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科学、系统地分析和诊断安全风险因素，为精准治理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决策参考。三是把牢技防关。加大营运车辆安全辅助驾驶技术应用力度，推动“两客一危”车辆安装防碰撞系统和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货运车辆安装限载装置。优化农村公路、重点车辆等综合监管平台，各级平台互联互通，对重点路、重点车实现全要素、全过程的实时监测和动态管控。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推动农村“雪亮工程”“天网工程”“慧眼工程”互联互通，整合形成农村交通安全应急指挥平台，推动多部门在线协同。四是把牢路面关。建立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常态治理、普遍问题专项治理、新型隐患精准治理机制。强化“两客一危”、面包车、校车等重点车辆动态监管，对道路运输事故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通报、约谈、督办、督查，严格执行重点监管名单、黑名单和曝光制度，加大对累次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危险驾驶违法犯罪。
　　（四）要健全交通应急保障平时机制和战时组合拳，推动应急管理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系统安全转变。一是设置交通基础设施应急功能。按照“平战结合”思路，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提升防洪、防冻、抗震等抗灾能力和安全性能，预留紧急疏散、救援、应急等功能，提高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韧性。二是健全多层次交通应急预案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等级的非常态状况，制定具体的应急预案，对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报告与信息发布、应急预案启动、监督管理进行明确。三是健全突发事件联勤联动机制。健全重大突发案事件现场应急处置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联动机制，完善公安、交通运输、保险等部门联动的省、市、县三级交通事故紧急救援机制，依法加快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建设。四是完善交通事故高效处理机制。推广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先进技术，强化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安全防护等装备技术应用。加强交通事故检验鉴定机构建设和管理，规范交通事故检验鉴定工作。深化“警保合作”，健全事故快处快赔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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