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大学的规模体量迅速扩大，硬件条件显著改善，一流大学的建设稳步推进，很多大学的学术水准和国际影响力都迅速提升。然而，在国家快速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形势下，中国大学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知识的创造、收集、储存、传播的方式，大学不再具有垄断知识的地位，大学教育必须从知识传授向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转变。国际化正深刻改变着世界，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引发了孤立主义和反国际化浪潮，人们更加要求大学承担起促进社会公平的责任。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如何“把治学所必需的超然态度和生活所必需的关心社会事务彼此协调起来”，也是中国大学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
　　这些挑战，反映出大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动影响空前紧密。对大学来说，“走向社会中心”意味着面临更多发展机会，但也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变革压力。在这个高度竞争、快速变化、机遇无限、跨越发展的时代，大学应该寻求变革，落后于时代可能会被社会抛弃；但在寻求变革的时候，大学更要辨明本末，要坚持自己的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这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所在。没有使命的引领，变革就没有灵魂；不能通过变革顺应时代，使命也难以为继。
　　从中外历史的进程看，大学是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往往处于社会先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最前沿，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这是大学历久弥新的本真价值所在。近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了几次深刻变革，第一次是从宗教教育机构转变成世俗的通识教育机构，第二次是从教育机构发展成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机构，标志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提出和实践，第三次是走向产学研相结合，把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标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大学的崛起。现在，世界高等教育正在经历新的重大变革，有一个历史的趋势，那就是要回归大学应有的育人使命和先进文化本质，重新以人为核心、以文化来统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防止大学偏向单纯的科研工具和商业场所，以文化价值为魂确立大学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甚至蜕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中指出的，大学“必须进行从未要求它实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道德和精神问题”。
　　大学以其文化使命引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例如，1088年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最早的大学，中世纪以来的所有大学，要寻找其起源、精神、文化，都必须从这所大学找到它的根。博洛尼亚大学存在的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人文主义的发源地、是近代使人成其为人并使人得到尊重等哲学原理的起源地。这一文化传统与伟大的文艺复兴息息相关。可以说，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崛起都与其一流大学紧密相连。这些一流大学的首要贡献在于其确立的文化标杆、文化理念和文化模式，通过知识、思想、信念等精神力量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从而奠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的基石。
　　中华文明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和教育传统，但在近代逐渐寂静沉沦。中国现代大学是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断裂的历史巨变时期，通过移植西方大学制度而形成的。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大学目前依然处在向外部世界学习的阶段，借鉴、模仿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中华文明的教育根基并未抹灭，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大学也积累了很多自己的经验，一直在探索中国自己的一流大学之路。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决非赤地新立，而是在数千年教育传统和百余年办学积累的基础上向着新的目标再出发。在急剧变化的当今世界中，东方智慧或许会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建立基于东方文化的世界顶尖大学，是我们应当承担起的责任。
　　基于对中华教育传统的梳理和分析，当今的中国大学，需要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变革来实现自身的文化使命：
　　首先，要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大学的文化使命不是外来的也不是借来的，而是在民族文化中孕育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大视察时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他特别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办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要办出中国的特色来。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查尔斯·艾略特也曾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从本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正如美国的大学应该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传统，而不能从英国、法国或德国移植过来。因此，大学应该明确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为世界文化贡献着其他文化形态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大学教育工作者不能忘记民族传统的精神根基，不能忽视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意义，自觉提高中华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带着温情与敬意的文化态度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脉络。
　　第二，要回归文化的价值理性。文化具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属性。在借鉴、模仿西方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受西学工具理性的影响，中国大学在文化选择上偏重于对解决实际问题的“用”，把科技等工具理性的作用加以泛化，从而遮蔽了文化的价值理性。中国的古代典籍《礼记·大学》开篇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大学”概念虽与今天的大学含义不尽相同，但本质是相通的，主题都是在讲如何成为“人”、成为“君子”。作为“君子”，不仅要彰显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还要主动传播这种为“人”之道，在此基础之上，大家还要一起保持这种状态，共同达到善的境界。这种成为“君子”之学、成“人”之道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文化的最终指向也是人，以“文”化人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所以，中国大学必须深刻思考以什么样的“文”来化人的问题，不仅要关注人的外在行为能力，而且要更注重人的内心灵魂；不能专注于对自然界的改造，忽略了对人自身的改造，而是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强化对人的心灵、信仰、理想与信念的塑造，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理张力。
　　第三，要以包容之心促进文化的交流交融。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国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曾提出“文明的共存”，这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契合，强调以“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来正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多样性是以文化的差异为前提的，这种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和对立，也可以形成和谐相处、交融共进的局面。这就需要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而大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大学（university）源于拉丁文名词“universitas”，意思是“整体”、“社会”、“世界”、“宇宙”，因此从词源上说，大学就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含义，代表着知识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大学不仅应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也应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沟通与对话。因此，大学应教育学生严肃对待本国和外来的种种文化，认真考察各种文化背后的文明传统，既不会自惭形秽、随波逐流，亦不会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在深入理解各方文明的基础上，要重新审视本国和外来文化中的价值与症结，在传承和整合的基础上深刻分析文化危机的应对之道，深入思考文化建设的未来走向，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中国大学的独特贡献。
　　第四，要做文化创新的积极实践者。大学的文化创新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中国大学而言，有两点很有必要：一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却差强人意。人文社会科学既是知识体系，也是价值体系，是民族文化中最精致、最核心的部分，对于促进文化发展意义重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交流特别是人文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深层次理解和交融的桥梁与纽带。二是要促进人文与科学的交融。今天，通晓人类的历史、谋划未来的走向，以及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准确定位，需要从人文精神中汲取价值养分；而要改造世界，实现人类文明的美好前景，必须具有基本的自然知识和理性思考能力，这同样需要科学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发展课题，如人口、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协同攻关才能解决。在这方面，大学特别是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最有条件承担使命的。
　　一所卓越的、受人尊敬的大学，必定是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充满文化气息和文化魅力的大学。在这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大学既要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变革，成为先进文化的支撑者和引领者，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人类文明的文化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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