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经典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三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部经典经济理论著作。通过**先生的解读，我深深地感受到，每一种伟大的经济学理论的产生都有深刻的时代背景，都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理论的生命在于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新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我们应当积极从经典经济学理论中汲取营养，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
一、每一种经典理论的产生的都有深刻现实背景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是经世致用之学。在所有的科学理论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学的抽象程度是最低的，始终着眼于现实问题，纵观这 “三论”的产生背景无不如此。18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启动，手工业正在开始向机械化过渡，新生的产业资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但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残余的封建势力和流行一时的商业体系限制政策的束缚。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针对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提出增进国民财富的基本途径和手段是生产和分工，而不是流通；财富是构成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农业和制造业产品，而不是货币。同时，首次全面系统论证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和政策基础。
经过近100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固有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指出，关于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相对份额，一个普遍接受的数据是劳动收入占2/3，资本收入占1/3，而到19世纪中期资本收入份额达到45%—50%，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与复杂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开始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该书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促进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蓬勃开展。也正是迫于形势发展的压力，资本主义各国纷纷对其政策进行了调整，在资本主义内部逐步增加部分社会主义成分，包括提高薪酬、健全社保、增加福利等，部分缓解了劳资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社会财富日益集中，铁路、钢铁等传统产业逐步饱和，受投资的边际效应影响，资本主义陷入长期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经过长期思考，写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运用财政手段，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扩大有效需求，使经济增长接近潜在增长率，以企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一主张在二战以后资本主义重建中得到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义的发展，形成所谓“黄金30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滞胀”的出现，凯恩斯的理论受到挑战，经济学理论又开始向古典、新古典回归，先后出现理性预期学派、供给主义学派、货币学派等诸多流派，并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实践发挥了指导作用。
二、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完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经济建设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加快实现资本积累，我国采取了人为降低压低劳动力、原材料、设备和技术价格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以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方法给重工业创造发展条件。十一届三中以来，我国开始对僵化、低效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我认为，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界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之前的12年，中国是真正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改革的未来方向在何方，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增量改革，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提高整体经济的活跃度。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非常清晰。从1992年至2012年，是中国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20年，邓小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遵循邓小平理论，在经济领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0年正式取代日本成本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
然而，在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不断减弱，2002年至2012年被称为“增长10年”，但体制改革几乎限于停滞。在这10年中，对外中国入世，加入世界价值链分工，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对内我国将房地产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吸引了大量资金入驻。这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依靠资源要素大量投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使得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向登峰造极。与此同时，长期的稳定导致利益集团的出现，而利益集团为了既得利益，逐步从改革的先锋队而成为改革的保守力量，成为改革的阻力。
基于以上情况，我认同晏智杰先生的观点，当前中国经济双轨运行的特征非常明显：即中小型国有企业和广大民营经济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和销售逐渐纳入市场经济轨道。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之外，还存在着统制经济，而且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统制经济的制约和支配。当前中国实际存在的是与上述两种经济相适应的两种市场，一种是竞争市场，另一种是垄断(或寡头垄断)市场，两者的并存和交叉正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还没有形成，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前提。
三、着眼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担负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整个中国经济学科繁荣发展提供基本理论指导的使命，而且也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并在服务中引领社会前进。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导向，认真把握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脉搏，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只有这样，才可以透过繁杂的经济现象，找到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也才可以对解决重大经济问题提出真知灼见，达到资政服务的目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从问题入手，开展若干重大经济问题专题研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经之路和有效途径。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我国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政府调控等等。这些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但是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提出的大量问题亟须加强研究，如：如何保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在由高速转入中高速进程中，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保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顺畅进行；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如何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预期目标；如何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何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等等。对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并取得突破，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重大专题研究为基础，要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揭示其蕴藏的规律性，形成系统的经济学说。二要充分吸收我国理论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体系结构、主要内容等研究和教材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经济思想和国外优秀的经济学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滋养。总之，要按照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真正能解决中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