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是提高公众出行效率、减少交通事故、保障交通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在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城乡路网迅速扩张，交警警力日益显得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充分依托科技信息化手段，增强道路交通执法非现场威慑，与警力现场威慑形成互补，提高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现和查处率，促使人们养成有警无警状态都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对于道路交通秩序由乱到治并逐渐实现良性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工作主要因素及特点
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参与者、秩序管理者是道交管理工作的三个方面主要因素。基础设施是硬件，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和道路规划水平，基础设施越健全越完善，后期管理越顺畅越高效。在既有基础设施条件下，交通参与者和管理者是秩序现状的决定性因素，一般有如下特点：
一是本地人群在道路交通参与者中具主导性地位。城市人口集中度高、流动性强，从人员构成看，有本地居民，有外来务工、暂住人员，还有公务、旅游、商务活动等短期过境人员，所有人员组成了一定时间内的城市道路交通参与者。各类人员中，本地居民以及较长时间生活在本地的外来人员（下文概括称为本地人群），是交通参与者中的主流，在道路交通秩序中起主导作用，其交通行为习惯直接决定道路交通秩序的优劣，而短期过境人员一般会谨慎些，多数会照着本地人的方式行事（少数素质较低的流浪人员除外），所起作用是次要的。本地人群法律、规则意识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人群数量就多，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就强，交通秩序总体就好些；相反，本地人群规则意识弱，不遵守交通法规的人群数量就多，坏的示范带动作用就强，交通秩序总体就会混乱些。
二是交通违法行为与交警执法管理具对抗反复性。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工作主要由交警承担，路面警力高峰时段在路口立岗指挥，平峰时段巡线，实时查纠交通违法行为，同时，路口（段）安装的道路交通电子监控设施对机动车闯红灯、超速、不按规定让行、违反禁令标志等违法行为实时拍摄取证，作为后续处罚依据。交警的执法管理直接影响着交通参与者，并决定交通秩序的好坏。在人们形成良好的道路交通行为习惯之前，交警查处的重点在哪个方面、哪些路段，那个方面、路段的违法行为就少些，警力覆盖不足的方面、路段，交通违法行为就多些，警进违退、警退违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长期处于一种“运动战”状态。
三是道路交通秩序现状与本地人群气质具有趋同性。道路交通秩序是交通参与者和秩序管理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交通参与者素质高、文明出行，交通秩序就会呈现好的状态；参与者素质不高、不文明出行，交通秩序往往呈现差的状态。另一方面，管理者管理科学合理，交通参与者的良好交通行为习惯就易于养成；管理不科学不合理，坏习惯就易于养成。由于社会执法环境总体比较宽松，本地人群的法律意识特别是交通法规意识还不够强，在工作、生活中讲实用、重实效、善于灵活变通的品质经常不自觉地带到道路交通行为中来，具体表现在现场无警力时，行人不走斑马线、随意穿越道路，不按交通信号指示灯通行等；机动车随意变道，超速行驶，加塞插队，违停等；非机动车违规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遵守交通信号指示灯，逆行等，这些不良交通行为习惯既扰乱了交通秩序，又给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带来了众多隐患。
二、路面管理现场威慑与非现场威慑比较
交警是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的直接责任主体，依法采取合适的方式和手段，查处惩戒违法行为，进而形成威慑，促使人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乃其根本职责所在。从威慑实现的途径看，笔者将其分为现场威慑和非现场威慑两种。
（一）现场威慑。即把警力推向街口路面，大部分人会因为交警的存在而不敢违反交通法规，否则就会面临批评教育甚至法律的制裁，因而能自觉规范自身的交通行为，而对少部分无视警察存在、公然违法者，通过现场实时发现、教育和处罚，进而形成执法威慑。
现场威慑的主要优点在于“三强”：一是实时取证，举证力强。对于现场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可当场指出，并同步录音录像，再经当事人签字确认，必要时还可请旁边群众作证，违法事实可得到充分证明，违法行为人基本无可辩驳。二是及时查处，警示性强。当事人刚实施违法行为，便被在场的交警查获并依法处罚，行为人迅速受到批评教育并直接体会到违法的不利后果，无论是对其自身，还是对周围人群都将产生较强的警示作用。三是展示形象，安全感强。交警在街头路面执勤执法，向公众展示威严的形象，本身就是对违法犯罪分子的一种震慑，特别是在社会治安秩序不好的地方，公共场所有警察，人民群众就会有安全感，同时也便于群众现场求助。
现场威慑的缺点主要在于：一是警力紧张覆盖面有限。面对迅速扩张的城市路网，交警警力总体却呈负增长态势，许多路口、路段即使高峰时段也无警力在现场，机动车迫于电子警察相对要规矩些，行人和非机动车则基本处于失控状态。二是执勤面临疲劳度考验。现场交警若执勤时间较长，会因疲倦而精力不集中，对于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偶尔会视而不见或见而不问，仪表形象也随之变差。警力在现场却违法不究，就会给违法行为人以及周围群众一种印象，即违反交通法规也没什么关系，甚至认为交警选择性执法。三是法不责众难以一对多。当交通违法行为人数倍于现场交警时，无法对所有违法行为人进行拦阻并实施现场处罚，只能选择个别进行查处，对其他违法行为人无能为力。四是易于形成守法依赖性。规则意识强的人自律性强，规则意识弱的人需靠外力约束。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的最大挑战来自于规则意识弱的人，这部分人群也正是经常违反交通法规的人群。交通管理过度依靠现场威慑，就会导致该类人群形成守法依赖性，即交警在场时才守法，交警不在场就不用守法，更有甚者经过交警身边时规规矩矩，离开没几步远马上就违法。
（二）非现场威慑。即依靠视频监控、自动识别等科技手段，对街口路面的秩序进行实时监控和记录取证，现场虽看不见警力，但随后或事后对违法行为人依法进行处罚，由此形成执法威慑。
非现场威慑的优点主要有四点：一是宽广覆盖。目前公安机关自建的各类视频监控探头，加上社会力量建设的智能监控资源，已经基本覆盖城乡绝大部分重点区域和路口。有效整合各类监控资源为公安机关执法所用，实现非现场威慑的宽广覆盖，可有效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二是耐抗疲劳。机器不同于人，只要不出故障，可全天候不间歇工作，不会疲劳打盹，而且机器没有感情，不会因私情或私忿对违法行为人有选择地放纵或滥权，可有力地保障执法平等。三是精确制导。在充分发挥监控指挥室监、指一体作用的基础上，通过监控发现违法警情，指挥调度附近机动警力出击，对非机动车、行人等难以根治的交通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查处，可有效减少警力无价值耗费，真正实现执法警力跟着违法警情走，哪儿有交通违法警情，交警就迅速出现在哪儿。四是持久高效。非现场威慑如同始终紧盯着违法者的眼睛，无论何时，无论何处，交通违法者走到凡是有监控的地方，就会规规矩矩，而密布联网的监控探头，将实施违法行为又不会被发现的空间压缩到极低限度，有交通违法倾向者对交通法规的心理敬畏必将与日俱增。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
非现场威慑的缺点在于：一是举证力稍弱。目前，对机动车违法的非现场执法已普遍实施，虽然因难以拍摄到驾驶人清晰图像，而不能准确认定违法行为人，但车辆的唯一性使得车辆所有人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实施非现场执法技术上还跟不上，若根据监控指挥室指令及在线传达的视频证据，由机动警力迅速在违法者前行方向拦截查处，一方面辨识不一定准确，另一方面因不是当场查获，当事人可能会百般抵赖、狡辩，证实力较现场查获明显偏弱。二是处罚滞后性。非现场威慑依赖于非现场执法处罚，因对违反交通法规的当事人不是当场查获作出处罚，而是在违法行为人已经离开现场后进行追罚，机动车违法大多是在年检时才处罚，具有滞后性，有的因存在特殊原因或不能排除的合理解释而无法处罚。三是需人力支持。不同于交警现场威慑，非现场威慑无法对违法行为人当场实施强制措施，后续执法仍需警力支持，甚至对违法行为的发现也要依靠监控平台值守人员，特别是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还有待新的科技手段来识别、确认违法行为人身份，直至实现机器人警察现场执法。
三、道路交通不良行为习惯的矫治对策
同样的行为长期不断重复，就会形成习惯。好的习惯让人受益一生，而坏的习惯一旦形成，则会让个人、家庭甚至社会受累连连。改变坏的习惯，必须通过培养新的好的习惯来代替旧的坏的习惯，为此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因此，矫治道路交通不良行为习惯，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既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文明交通的社会舆论氛围，更要坚持问题导向，善用现场威慑和非现场威慑，提高执法针对性和管理科学性。
一要对行人、非机动车加大非现场威慑。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不走斑马线、违规带人等交通违法现象面广量大，是当前影响交通秩序、有损城市文明交通形象的主要因素。通过加快人脸识别、大数据技术的深度推广应用，尽快对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违法实施非现场执法；对于有监控但尚未安装自动识别设施的路口，发挥监控指挥室作用，及时调度路面机动警力堵截、查处违法行为人，最大限度地实现违法必究，使违法行为人对非现场威慑真正心生忌惮。
二要对机动车加大路中的动态现场威慑。对机动车违法行为在查处上的薄弱之处，主要是路中智能监控覆盖不到的区域，包括驾驶人随意变道、加塞插队、超速、打手机、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等机动车常见违法行为。对此，要改变机动车主要靠电子警察制约的状况，通过加大交警路面动态巡逻，即时发现、查处机动车违法行为，形成较强的路中动态现场威慑，压缩机动车驾驶人的路中违法空间和违法侥幸心理。此外，可鼓励群众参与，对群众举报、提供的机动车违法线索，有确凿证据的要依法调查处理，并对举报人给予适当奖励。
三要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法律制定得好不好、成不成功，体现在法律所要保护的公益是否得到有效实现，体现在法律是否得到有效的遵守，体现在违法行为是否得到有效地查处，这些都应通过对法律实施的评估进行判断。道路交通秩序的现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同时，完善立法也是有法可依、依法行政的迫切需要。首先，对行人、非机动车的非现场处罚需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做到有法可依。其次，需增加处罚的种类，除经济罚外适当增加行为罚、名誉罚，如责令协助维护交通秩序、公布违法行为人姓名肖像等，以提高执法实效。第三，落实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视情节轻重、故意与过失区别对待，减少机械性执法，设置“缓免”制度，轻微违法初次可教育、警告，并记录在案，在一定时间内不再违反可不处罚，若再犯一并处罚；对主观恶意重，频繁违法，加重处罚。第四，对交警的执法给予更多的信赖保护，制定有别于一般性行政执法的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特别程序法，使其更加有利于交警执法，特别是对于证据的认定上要重确凿性轻充分性，对执法者可能滥用执法权可通过严肃处理来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