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一论断深刻指出了惩治腐败对于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近年来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关键是对权力的监督不力。因此，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防止公共权力滥用。新形势下深刻把握权力腐败的内在规律，对于有对性的加强权力监督防治权力腐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权力腐败的基本内涵及实现途径
所谓权力腐败，即公共权力的错位，是指执掌公共权力的机关或公职人员背离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原则，把公共权力私有化、关系化、特权化、商品化，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现象。权力腐败的主体是掌握权力的机关或个人，目的是获取私利，危及的是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其行为本身以“寻租”、“设租”为主要内容，实现途径是非正确行使公共权力。从案件查处情况来看，当前权力腐败主要包括六种实现形式：一是专权。即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无论大事小事，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使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二是越权。即越过职权范围，决定或处理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造成机制不畅，管理混乱。三是侵权。即侵犯他人的民主权利，强制或压制他人按照其个人意愿行事，造成人心涣散，领导认可力下降。四是滥用权力。即超过权力范围无度地使用权力，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缺乏群众信任度，出现“权大于法”的不良现象。五是以权谋私。即把公共权力据为己有，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集中表现为吃拿卡要、以权换权，以权换钱，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有的甚至丧失人格公开索贿，非法攫取经济利益，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六是牟取特权。即谋取法律、法规、制度之外或一般人得不到的特殊权利。集中表现在个人享乐主义和对物质的追求上。权力腐败虽发生在个别部门或少数人身上，但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使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当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权力腐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即行为主体由个体逐渐向群体蔓延；作案手段由简单化逐渐向智能化迈进，涉案人员由老龄化逐渐向年轻化集中，腐败问题由经济领域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腐败类型由单一的权钱交易逐渐向权钱、权色、权权交易等复合型演变；腐败形式冠以“合法”的外衣由隐蔽逐渐向公开方向发展。对此，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二、权力腐败的症结根源及监督障碍
各种各样的权力腐败现象是政治系统的痼疾，同时也反映出惩治和预防权力腐败任重而道远。经常发生的问题固然有原因可查，反复出现的事情需要从规律上探究根源。当前权力腐败现象之所以久治难愈，概括而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涉及思想与观念、体制与机制、监督与制约等诸多方面，是体制摩擦、观念碰撞、利益冲撞的表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
（一）宗旨观念淡薄是权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内在因素。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人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倾向,总想获得好处”。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诸多不健康因素的冲击，加之思想教育滞后，道德秩序建设存在缺憾，以及人与人之间诚信意识不足体现的诸多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一些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理想、信念、奉献精神同围绕实利作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发生碰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淡化，拜金主义思想膨胀，在各种诱惑面前，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扭曲，心理失衡，道德失范，从而为了一己之利，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违背“内在道德律令”和权力行为规范的腐败现象。
（二）权力运作不规范是权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温床。现行的权力运作方式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虽经多次改革但仍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是权力设置失当。权力设置过多过滥，权力分配过于集中，自由栽量权过大，对于关系个人利益的重大问题，往往少数人说了算或个人说了算。二是权力配置上存在着权责不一致，在赋予权力的同时没有明确相应的责任，权力运作缺乏责任约束和结果评价机制，使滥用权力腐败的成本低廉。三是权力运作缺乏法定程序，使公正合法行使权力失去保障。四是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使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有了可乘之机。长此以往，不仅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双蒙受损失，而且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必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廉政利益机制不完善是权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客体条件。当前“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诸多权力腐败，说到底是利益驱使。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行政机构及其公务人员行为囿于受自身利益支配也具有自利性和扩张性”。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在原有行政权力条件下推进的，在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一些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受本部门和所管辖行业利益的诱使淡化甚至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靠设租寻租谋取和强化小集团利益、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从而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加之社会分配存在的不公，财政制度改革不到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单位之间公务人员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差别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门和个人利益驱动功能，使其在社会比较中心理失衡，直接影响了责任感、自尊感和成就感，难以激发其敬业精神和抵御权力“设租”“寻租”等腐败现象产生的利益诱惑，成为诱发权力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权力监督上的障碍为权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一是各级监督的意识不高，导致监督氛围不浓，突出表现为上级监督表象化、同级监督形式化、党内监督公式化、群众监督虚拟化、舆论监督口号化。二是监督权受制于执行权的体制缺陷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监督主体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甚至放弃监督。三是现行监督资源利用率低，监督网络建设滞后，监督渠道不畅，监督手段单一，监督方式封闭，监督合力不够，加之一些监督主体素质偏低、责任缺失，存在着不会监督、不善监督的问题，制约了监督效能。
三、加强权力监督深化治理权力腐败的对策建议
实践证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惩治腐败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因此，深化治理权力腐败，必须着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当前要结合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紧紧围绕权力腐败的症结根源和权力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努力构建“五大体系”，解决“五大问题”，确保权力沿着正确的方向运行，遏制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一）构建思想教育体系，解决监督氛围“淡”的问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权力监督，首先要强化各级党员干部主动监督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思想观念。当前，要通过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学习、考核、奖惩等制度，实现“三个强化”：一是强化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党性、宗旨和自律意识，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实行政务公开，杜绝“家长制”作风，做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做自觉接受监督和主动参与监督的表率，使权力监督在党内形成良好风气。二是强化党员干部主动监督的思想。在党内积极营造倡导监督、大胆实施监督、热情参与监督、支持保护监督的浓厚氛围，夯实监督的基础。三是强化纪检监察机关敢于监督的思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反腐倡廉的主体，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强化监督监察职能，维护党的纪律，做到有章必循、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
（二）构建制度保障体系，解决监督体制“虚”的问题。一是体制保证。现行体制下，可从两个方面整体推进：实行管理与监督分离。把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一分为二，党委组织部门把干部的管理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干部管理机构，分别设立监察或监督机构，实现管理与监督分离，完善党的领导，发挥监督作用；加强纪检监察派驻制度建设，强化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管理权限，特别是对纪检监察干部的任用建议和考察、考核权，从体制上解决监督难的问题。二是制度保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监督制度，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标准、责任和处置措施，逐步完善信息反馈制、情况通报制、听证制、质询制、弹劾制以及追究制等系列配套制度，从制度上保证监督到位。
（三）构建权力约束体系，解决权力制衡“软”的问题。一是完善权力制衡机制。明确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实行权力运作集体化，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并建立领导干部测评系统，分类、分层、分职设置，把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执行纪律情况，纳入廉政档案库，为监督提供良好的平台。二是健全双向监督机制。建立巡察制度，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监督。三是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管理实施办法，明确权力监督的具体内容、责任和操作程序，建立“内外监督呼应，上下监督连动，同级监督制约，跟踪监督问效”的监督工作机制，提升监督效能。
（四）构建权力责任体系，解决制约机制“乏”的问题。一是建立监督工作责任制，具体细化实施监督的权力、内容、方法、要求、程序、纪律、标准和责任，以及逃避监督和放弃监督予以追究的具体规定，使监督有章可循。二是强化责任追究制。强化对权力授予过程、行使过程和行使结果的动态监督，把好“授权关”，对权力在行使过程上偏离程序和标准以及权力行使结果出现问题的，充分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纪律手段和组织手段对违纪违规者实施责任追究，增强对滥用权力的威慑力。
（五）构建监督网络体系，解决监督手段“单”的问题。一是健全联动互约机制。建立分工明确、协调一致、联动互约的监督机制，形成纪检、监察、内审、组织、人事等部门为主体的监督网络体系，形成各监督主体整体联动格局，增强监督合力。二是建立上下结合、左右贯通的立体式监督信息网络，为加强权力监督提供及时、方便、快捷的信息来源，使监督活动快速、准确、务实监控，保证监督的时效性和超前性。三是延伸监督渠道。实现监督途径由组织监督向制度监督、纪律监督、内部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方面不断拓展，监督范围由8小时以内的“工作圈”向8小时以外的“生活圈”、“社交圈”延伸，监督的形式由单纯的事后查处向源头防范转变，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生活延伸到哪里，监督工作就跟踪到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