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人文的结合并非近代人的首创，因为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同情怜悯和帮助的人道主义关怀，由于看到了同类饱受痛苦的折磨而出于减轻或消除这种痛苦的最初愿望，人类便诉求于巫师或从动物自我治疗中得到启发。有人说医学起源于巫术，其实不无道理，而巫术正是远古文化和族群的象征。
　　所以说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附着了人文性、科学性与社会性（当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具有真与善的属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医者仁心。但由于现代医学、社会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把自己当成患者，而是作为自认为可以超越生死的上帝。而随着程式化医疗手段的发展和在金钱反噬作用下，医生更多地转变成了医匠，只是凭着特殊技能挣大钱的匠人，所面对的仅仅是具器官。患者对医学不再敬畏，医生对患者不再尊重。“医者，生也”的伦理关系被打破，医学的人情味和人文温度在消退，医患关系日趋恶化。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开始“反祖”，重新探索医学与人文的结合。
　　事实上，我们的古代医学伟人，都是人文医学的积极践行者和倡导者。
　　拿医学的科学性来说，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主张用人工的方法对药物的自然性能进一步加以改造。如对原来的药性下沉的药物，可以用酒引之，使其上升至颠顶；而原为升浮之药物则可以咸寒药为引使直达下焦。他痛恨迷信神仙之说，如在谈到以金银服食时，认为“血肉之躯，水谷为赖，何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胃肠乎。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
　　拿医学的哲学性来说，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把病症分成若干条目，每条先介绍临床表现，然后根据辩证分析，定为某种证，最后根据证提出治法与方药，为中医辩证论治奠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他所确立的“辩证论治”原则，使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今天的临床实践方面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拿医学的社会性来说，东汉末医学家华佗很重视疾病的预防，强调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认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创造了一种“五禽之戏”。华佗对“肠胃积聚”等病创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这同样是医学的科学性。
　　拿医学的人文性来说。神农氏虽以火得王，而为炎帝，但他为救部落族人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以救夭伤之命，后因误食“火焰子”肠断而死，具有典型的人文属性。唐代医学家孙思邈非常注重医生的道德修养，强调医生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病人来请出诊，不管昼夜寒暑，也不要怕路途险阻，不顾饥渴疲劳，要一心赴救。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寥寥片语，高尚医德情操尽现。
　　由此可见，人文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这是我国医学界重拾人文医学的优势所在。尽管随着现代医学的程式化和市场化，人文与医学渐行渐远，两者却始终筋骨相连，血脉相通，许多仁心医者的故事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传承与发扬人文医学，我们需要更多跨专业的视角，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文学、传播学等等。在2017年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中，“十大人文爱心使者”的荣誉不仅颁发给了兢兢业业的高尚医者，还颁发给了无私献血的达人，医院的义工“小丑叔叔”和白岩松这样媒体人等等。因为这些人都有着对生命的人文爱心情怀，都闪烁关爱生命的光芒。
　　只有与人文的紧密结合，让“真与善”回归医疗体系当中，重拾被精密仪器和金钱关系过滤掉的与疾病有关的信息，才能让医学的印象不再是冷冰冰的器械、刺白的墙和口罩后冷漠的脸。才能使临床医学更加富有人性和温情，弥合技术与伦理的鸿沟，让金钱让步于人性，丰富人类对生命和疾病的理解与认知，真正地将患者对医生的偏见和医生对职业的悲观消除殆尽，紧张的医患关系必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医者仁心”四个字才会重新焕发出昔日的荣光。
　　路虽漫漫，毕竟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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