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青年怪圈”现象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青年怪圈”，是指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所表现出的青年人不断离开户籍所在地、涌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同时那些进入后青年阶段的原转移劳动力又不断返回农村和本地就业的循环不断的过程；详言之，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大致以青年阶段的起止点——16岁和35岁为两个钟摆点，在16岁左右大量涌入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在35岁左右又逐渐从城市非农产业返回农村家庭常住地就业的双向转移过程。
    从历时的角度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出“一静一动”两个鲜明特征：“静”的一面是指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始终是16-35岁之间的青年。据调查，19xx年，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中，15-29岁的劳动力占73.4%；20xx年，16-35岁的青年人仍旧占外出劳动力的66%以上。“动”的一面是指对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而言，他们的就业转移并非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沿着从农村到城市的直线行进，而是表现出一来一回的双向性。也就是说，在青年阶段，他们从农村转移入城市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不再是青年时，他们不得不从城市返回农村，进行二度就业转移。这一来一回的“双向流动性”使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为独特的“圈状”形态。同时，上述两个特征又息息相关，“青年主体性”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向的双向性，转移方向的“双向性”又为转移主体的“青年性”提供了空间。正是基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长期表现出的“青年主体性”“转移双向性”特征，及其丝丝相扣的关系，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正步入“青年怪圈”。
    2．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年怪圈”的社会负功能
    （1）将大大延缓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转移的步伐。目前，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最频繁引用的数据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的判断。他曾说，目前我国农村有劳动力4.97亿，除去已经转移就业的2亿多人以及从事农业需要的1.8亿人，尚有1亿左右富余劳动力。无论是该数据还是估算方法，在我国认可度均较高。然而，上述判断并未包括那些现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即将退出青年行列、将要返回农村的民工，即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年怪圈”中由城返乡流向部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110个劳务输出示范县农民工回乡创业情况的调查：20xx年，回乡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3.1%，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2%，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在40岁以上。同时，调查显示，20xx年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国平均比例为17.8%。换言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青年怪圈”下，那些原已转移的返乡劳动力的大部分将重新落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行列，这将大大延缓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转移的步伐。
    （2）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双向性”将造成农村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在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业和就业机会存在巨大差距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双向性”带来的就业转换问题，使农村人力资本面临巨大浪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20xx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从业比重依次为：建筑施工业占16.3%、电子电器业占13.5%、制衣制鞋业占11.7%、住宿餐饮业占9.4%、机械制造业占6.2%、商务服务业占6%、食品制造业占4.9%、交通运输业占4.3%、居民服务业占4%等，上述行业合计为74.3%。然而，原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上述行业中积累的职业技能，回到我国中西部广大农村，少有用武之地。虽然返乡民工可以借助创业继续利用其在城市积累的经验、技术等人力资本，但据目前的调查统计，回乡能够创业的农民工仍属少数，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将从此失去继续利用在外出就业期间掌握的职业技能的机会。20xx年，湖南株洲市外出务工回乡投资创业人员180人，占全市外出务工59万人的0.03%；四川金堂县外出务工13万人，回乡创业的仅有6500人，占务工总人数的5%；另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中西部10省区农民工回乡创业情况的调查，在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中，只有500万农民工利用在外学到的管理经验、技术和积累的资金，回到农村创业。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已经返乡的民工由于属于第一代农民工（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农民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进城务工前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这种人力资本的浪费尚且可以忍受；如果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青年怪圈”仍旧长期不被打破，考虑到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前很少从事过农业，农村又无法为他们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他们的返乡就业将真正造成农村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
    （3）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年主体性”的长期存在将加重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年怪圈”的持续存在，将对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发生变化，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其导致的结果是：第一，以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不断提高为标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总体趋于缓解；第二，以“民工荒”为标志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20xx年春季城市用工需求的调查显示，全国只有31.7%的企业用工需求全部得到满足，32.2%的企业招到员工需求总数75%以上，20.9%的企业只招到员工需求总数的50%-75%，15.1%的企业有一半的用工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同时，企业用工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主体主要集中于有一定熟练操作技能的16-35岁的青年人。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并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年怪圈”的影响。它仅考虑了新增劳动力变化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增量影响，忽略了农村原转移劳动力返乡部分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减量影响。按照目前返乡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主要是35岁以上的人口），20xx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16-38岁的年轻人），目前已经并将相继成为返乡农民工的主体（20xx年为23-45岁）；同时农村年新增可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规模则远远小于返乡农民工的规模。显然，如果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青年怪圈”持续存在（由于城市新增劳动力主体来自农村），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青年人口的需求缺口将更加突出。
    3．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年怪圈”成因的人力资源开发分析
    （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青年主体性”是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相对不足的结果。我国农村劳动力相对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不足，使其就业集中于体能消耗型劳动密集行业。20xx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仍没有达到初中毕业水平（7.33年），然而在1982年，全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就已经超过初中毕业水平（分别为8.05年和9.29年），更不用提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严重匮乏。据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xx年，只有不足5%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过专项职业技术培训，而同期城市劳动力市场不要求接受专项培训的职位只占54.8%。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不足使农村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范围受到极大限制，职业选择更多局限于那些不需要太高文化和专门职业技能要求的体能消耗型劳动密集行业。但是，体能消耗型劳动密集行业转而对劳动力的体能进行选择，其结果必然是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占优势的青年人获胜，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出的青年群体性由此也就成为必然。
    （2）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年怪圈”长期持续的历史原因在于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长期滞后。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长期滞后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长期囿于体力消耗型劳动密集行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青年怪圈得以循环。自19xx年以来，农村小学及以下劳动力比重下降了31个百分点，初中劳动力所占比重上升了近25个百分点，然而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基本上处于平稳状态，高中和中专劳动力比重合计仅上升5.5个百分点，高中文化比重更是上升了不足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得到了强劲发展，但包括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在内的中等教育却长期发展迟缓，这使得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提高的范围仍局限于初中及以下，职业技能不能得到有效提高，与城市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的差距仍旧巨大。面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教育需求，农村劳动力所能选择的职业范围仍旧主要囿于体力消耗型劳动密集行业，难以向其他对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需求更高的行业拓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又一批新中招和高招落榜的农村青年将不断涌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大军，必然对原已转入城市的那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并最终挤出原转移劳动力中处于体能劣势的超青年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青年怪圈”得以循环。可见，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长期滞后发展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年怪圈”形成的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
    4．打破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年怪圈”的农村教育发展策略
    （1）以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为目标，大幅度提高农村潜在劳动力转移前的文化素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差距是目前城乡劳动力的教育供给能力的差距所在，也是农村劳动力难以融人城市、实现彻底转移的人力资源瓶颈所在。普及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就是在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农村教育发展战略，大规模扩大农村高中阶段的招生规模，不断增加政府对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投资，以奖学金、助学金、优惠贷款、教育救助等形式，鼓励、吸引、支持农村青年积极完成高中阶段教育，形成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共同、快速发展的繁荣局面，为农村青年真正融人城市劳动力市场做好充分的文化和职业技能准备。
    （2）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农村潜在转移劳动力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教育或培训。以农村初中毕业生为主要对象，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首先，国家应把中等职业教育放在与农村普通高中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逐渐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及其在农村中等教育招生中的比重，增加中等职业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把中等职业教育定位于为农村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提供基本职业技能教育主角的重要位置。其次，建立多层次、多途径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行“9+1”义务教育，对落榜初中毕业生根据就业意愿自主选择专业，并制订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计划，鼓励他们参加半年至1年的短期职业教育，取得相应的初、中级职业资格证书；通过设立奖学金、助学金、教育救助、发放助学贷款等方式，鼓励农村初中毕业生接受正规职业技术教育。建立有效的渠道，保障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能够进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上升通道。再次，继续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确立中等职业教育的市场化取向，通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师资配置、考核办法等多方面的行之有效的改革，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生毕业后的就业能力，吸引更多农村青年自愿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最后，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重要性的宣传，转变全社会重学历、轻技能的错误倾向，组织引导农村初中毕业生接受一定程度的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后再外出务工。
    （3）继续建设农民工转移培训工程，增强农村现实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继续加强农民工转移培训工程，增强农村现实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首先，统筹规划，明确各部门责任，形成农民工培训的合力。建议明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综合协调部门，负责牵头制定农民工培训规划制定农民工培训补贴政策，具体负责农民工就业前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工作、农民工在职培训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各部门协调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其次，制订农民工培训计划，分层次搞好农民工培训。农民工外出前的引导性培训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媒体，重点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生活、劳动、法律常识和城市就业信息进行传递；外出前的短期实用技能培训主要依托社会各类培训机构，在各级政府的财力支持下进行。同时，依托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正规专业技术培训，并通过培训券、报销部分学费等多种方式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正规培训。第三，实行积极的财税金融政策，培育农民工培训工程的发展、壮大。各级政府要把农民工培训列入财政预算，拓宽财政支持渠道，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探索发放助学贷款、发放培训券、报销部分学费等各种财政支持方式，促进农民工培训工程的深入、积极、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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